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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延川老鄉”——關于北京知青的回憶(1)

發布日期:2018年04月14日   發稿人:admin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原創    閱讀:次   字體   保護視力色:       

我的“延川老鄉”——關于北京知青的回憶

厚夫


     2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橋兒溝魯藝舊址前,為正在延安干部學院學習的“全國高校主要領導延安培訓班”學員們講授了一堂《魯藝與延安文藝的繁榮與發展》的現場教學課。這個班有兩位曾在延安插過隊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鐘秉林校長當年在延長縣插隊;而楊衛校長則在我的家鄉延川縣插隊。在此之前,我雖一直沒有見過大名鼎鼎的楊衛院士,但這毫不影響我對他的了解。我少年時代,曾在家鄉的縣級文藝小報《山花》上讀過他的詩歌,他當年是位文藝青年。


    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我與楊衛校長的交談在現場教學課之前就很順暢地展開了。楊衛旁邊的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鄭南寧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話,他問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開口,楊校長就說:“他是我的延川老鄉!”“延川老鄉?”鄭校長更加疑惑了。我趕緊解釋:“楊校長當年在延川插隊,我是延川人,我們這就成老鄉了!……”我的話把鄭校長逗笑了,我和楊校長也會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鄉”這個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詞語,在我和楊衛心里卻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鄉”這個詞把我們這兩位未曾見過面的人的情感緊緊焊接在一起的,則是那場讓眾多北京青年與這塊土地發生聯系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文革”期間,先后有二萬八千名北京知青來到當時的延安地區插隊,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來到延安地區的各個縣農村的。有資料記載,我的家鄉延川縣當時接納了兩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來自海淀區,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還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這些知青里包括現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鐵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學校長楊衛院士,美國某文圖公司總裁孫立哲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美華女士,著名畫家邢儀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隊梁家溝生產隊,這個當時只有二十戶人家的單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來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們對這個小山村的文化影響可想而知。我現在仍能清晰地記得他們的名字:錄志宏、趙紅梅、李萬英、任穎光……


我生于19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來到梁家溝村時,我的年紀還小,尚不能清楚地記得他們到來時的情景,但經常聽爺爺像講“古朝”一樣講述(微博)他們的新鮮事。爺爺抽著旱煙鍋,不緊不慢地說:“文革開始了,這群北京娃娃們沒有事情干,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發話了,這些娃娃們盛在北京城里會無事生非的,干脆送到延安農村去鍛煉鍛煉,給他們這些生驢駒們套個籠頭,壓壓身子,調教他們哩……”爺爺好像穩坐朝堂的決策者一樣,能把事情說得有根有據,有板有眼。最高領袖當年是否有這樣的決策考慮,這一切已無從知曉了。然而,當我在中學語文課本上學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時,我更加堅定了北京知青到來延安農村就是壓擔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現在看來,我當年眾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終于成為現實。這批腳踩過泥土的、曾接過地氣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經真正成為中國的棟梁。遠的不說,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好幾位曾擁有知青生活經歷。


我仍能清晰地記得爺爺當年講“古朝”時的情景。爺爺說:“這些知青像星星一樣從天上撒下來,撒到咱這些山溝里的。他們來時,用面包喂狗、餅干喂驢,把韭菜當麥苗哩!……”“面包喂狗,餅干喂驢?”孩子們生怕聽錯了,反問一遍。“是面包喂狗,餅干喂驢!”爺爺在此肯定地說。“噢!……”我們發出驚訝的笑聲。我們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這事是真的,因為我們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連面包與餅干都沒見過、都分不開,而從爺爺的講述中那應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種東西了。至于把韭菜當麥苗,這更讓農村孩子們好笑,稍有農村生活常識的人是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的。在孩子們驚訝與感慨之后,爺爺又說:“這些娃娃們原來什么也不會,可只用了半年功夫,鋤鐮老镢樣樣會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溝里條件不好,這些娃娃們可受了罪了!……”我那時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溝里來就是受罪?那么,我們這些像土疙瘩林里刨出來的洋芋蛋蛋們,就不叫受罪?……這些幼稚的問題在當時幼小的腦際盤旋了很長時間,但又終于沒有問出口。


長大后,我對北京知青的歷史頗感興趣,在閱讀資料時才了解到當時的北京知青并不像爺爺所說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撒落下來的,而是輾轉來到家鄉的。1969年2月初,也就是農歷的1969年春節前夕,這些北京知青乘著西去的列車,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車到煤城銅川;再從銅川乘汽車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區按照指標先分到各縣。到各縣后,縣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莊。這樣,北京知青像下階梯一樣,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縣城,再由縣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我也當面問過北京知青“面包喂狗,餅干喂驢”的事情,他們說那是個別現象,面包發霉了,就順手扔給狗吃了,村里人就傳出去了,說知青糟蹋東西哩。哈哈,原來是這么一回事情!


據資料介紹,當時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隊長們趕著毛驢車從縣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鄉禹居大隊梁家溝村,雖說在公社的所在地,屬于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那種村子,但當時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電,人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與北京城簡直是天上與地下之別。那十九位從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過“生活關”的考驗。


我聽母親說,這群知青來的時候快要過年了,生產隊專門配了個人給他們做飯。過年時,村里把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過年,我家也分到一人。過了年,開了春,知青們就自己起灶爐做飯了。頭一年,知青們吃公家發下的糧,他們往往前半個月管飽吃,后半個月餓肚子,沒有調劑觀念,也不會節省著過日子。母親說,這群知青愛看書,每天晚上都點著煤油燈看書,第二天早上出工時就爬不起來了……事實上,我能想來母親所講述的知青們當年的狼狽樣。一群十七八歲的中學生(甚至還有更小的知青),他們在京城的家里嬌生慣養,可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無虞。可就在一夜之間,他們落到延安地區的溝溝洼洼,雖說他們還滿懷戰天斗地的激情,但面對每天具體而繁瑣的日常生活時,自然就是手足無措的。



陜北方言,把“干活”說成“受苦”,把農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會中,陜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轟轟烈烈之后,又是千百年不變的沉寂慣性。現代社會的劉志丹、謝子長等,替窮人們打天下,也為的是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當上個世紀那場改朝換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國順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風暴中心位置的延安農村,卻在改變農民生存問題上沒有得到實質性的進步。


“文革”時期的延川乃至整個陜北,受苦是農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隊延安的初期,延安廣大農村仍然是“毛驢馱水,牛耕地;煤油點燈,粗布衣”,甚至連飯都吃不飽。交通不便,電力不通,所謂現代化的設施可能就是村里的有線廣播,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仍舊是農村人遙遙無期的奢望與夢想。即使在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幾年后的1973年,當時的延安地區仍很貧窮。那時,已經身患癌癥的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訪問延安,聽說延安農村有許多人吃不飽時,老人家流淚了。他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延安人民生活還很苦……”他給延安地區領導提出“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的要求后,不顧病痛的身體,堅持與延安同志一一碰杯。后來,延安地區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興建起如鋼廠、卷煙廠、毛紡廠、絲綢廠、造紙廠、化肥廠等一批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對改變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當然,這是后話。甚至到1978年,延安地區的情況仍不容樂觀。新華社記者馮森齡頂住“左”的錯誤的干擾,冒著風險,采寫了一組《延安調查》的內參,如實反映延安地區貧困狀況,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才有中央一系列解決陜北貧困問題的政策。我曾在2009年接受《中國財富》雜志記者采訪時,表達過“延安人應該給他立座碑”的觀點。當然,這更是后話。


我在這里有必要對延安農村當時嚴酷的生存環境作一番陳述。先說住的問題吧。當時的延安農村,居住條件差的問題尤為突出。插隊到延安的北京知青,與到黑龍江、內蒙古、云南的兵團知青的最大不同,在于這兩萬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農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溝屬于較多的,有十九位。這些知青接觸到中國最貧窮地區的真實情況,而不像兵團知青那樣始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整體,與百姓沒有更深切的接觸。這些知青在北京城里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而到了延安農村住的是在黃土崖上挖出的窯洞,儼然成了“山頂洞人”。土窯洞里既沒有木板床,更談不上席夢思,只有一盤小土炕,多人擠到一起,衛生條件自然無法保障。在陜北農村,人們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數的幾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農村人又沒有換洗衣服,這樣虱子、跳蚤這些窮人的寄生蟲就尾隨而至。我小時候,經常與小伙伴們比賽捉虱子,對虱子大開殺戒,全面圍剿,但往往是幾天的消停,因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癢了,那時的農村人,誰身上沒有兩只虱虱?還有跳蚤,這個能跳出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蟲,咬起人來很疼,它在陜北叫“虼蚤”。這種小昆蟲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躍,極為機智,人要捕獲是很困難的事。夏天的時候,一只跳蚤往往折騰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覺。這些小小的昆蟲,陜北農村人尚很難對付,更不要說細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來到農村后,不服水土也表現在對于虱子與虼蚤的抵抗能力差。這些機警的小昆蟲們,嗅到與陜北農村人不同的人體氣味后,往往能準確地捕捉目標,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現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當年曾在距我的家鄉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時,曾接受過延安電視臺《我是延安人》欄目記者的采訪。他說他當年在延川農村插隊,是過了“五關”的歷練——即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他對跳蚤尤其記憶猶新,“當時跳蚤搞得我們痛不欲生。我皮膚過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膿包,全身長瘡啊,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呢?嚴重到我們把六六粉撒到床單上睡覺,否則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沒事了,硬扛過來……”在當時的陜北,虱子和跳蚤幾乎是家家無法驅除的寄生蟲,知青們也是一樣。久而久之,他們也就慢慢地也適應這種“虱子多了不癢”的生活。


再說吃的問題吧。農民要打一粒糧食,必須經過“春種、夏耕。秋收、冬貯”的過程,真可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糧食打下了,要磨成面才能做成食品。我的家鄉那時是條件相對較好的生產隊,磨面尚且需要用牲口來推磨,這也是農村婦女們必備的功課。每天天蒙蒙亮就開始把驢拴在磨道里推磨,常常能推到半后晌。推磨是個技術活,婦女們把面磨成不同的等級,供家庭在不同的時節食用。“頭道面”是最好的面,有韌勁,也有面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或逢年過節才吃;“二道面”相對成色差些,也只能隔三差五才能吃上一頓,解解口饞;“三道面”是黑面,是平常的面食,就這也摻玉米面或高粱面才能食用。麩子是喂牲口的好飼料,當然在困難的時候也要食用。母親說,知青們開始不會推磨,只能央求村里婦女們換工推磨;婦女們也樂意干這活,也可以賺一些麥麩。再后來,他們就自己推磨了。面推好了,距做成饃還有一個過程,也需要幾項條件:一是要發酵,面發酵了,要打堿,才能蒸饃。不然,不是堿大就是堿小。堿大了是黃的,饃發苦;堿小了,饃是硬的,發酸。二是要燒火做飯。當時農村人燒不起石炭,只燒柴禾,而光山禿嶺的農村砍柴也很困難。勤快的男人們往往跑上十里八里路,砍一擔柴。硬柴火旺,做飯也快;絨柴火弱,鍋很長時間開不了;濕柴更麻煩,一早上煙熏火燎的做不熟一頓飯。某種意味上,柴火的好壞是對男人們勤快程度的檢驗。生產隊里,男人們早上要出工,到山上干活;婦女們在家里做飯。太陽照到窗欞上時,送飯人要敲鐘送飯。這時,各家各戶把準備好的早飯送到指定地點。有些人家因為柴火不爭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在規定時間內送到飯,送飯人也不等。一頓早飯,往往能看出誰家婆姨麻利、誰家婆姨周正。母親說,這些知青們當時受了罪,經常有時候連飯也做不熟,她那時也經常幫女知青們做飯。


吃在當時的延安農村,絕對是婦女們潛心鉆研的一門學問。陜北農村有民諺:“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的三四月。”三四月是陜北農村人最難熬的月份。那時,頭一年打下的糧食吃完了,種子剛剛撒到地里,還看不到一點希望。我的老家梁家溝村的條件相對好一些,窮人家搭點糠葉還能勉強涉險過關。但對綏德、米脂一帶地皮薄、人口多的村莊而言,三四月里的光景太難過了,許多人家只好走南路討飯。我小時候,曾見到過成群結隊的討飯人群。等到了五六月份,情況就開始好轉,榆錢能吃,槐花也能吃,能救命的東西多了。再到七八月份,瓜果梨棗上來了,一年里最能敞開肚皮的日子也來到了。這樣的日子,知青們也同樣不例外。我曾看過習近平同志的一個講話,說他們那時吃飯沒有油水,把胡蘿卜和洋芋切好,倒進鍋里一塊煮。有一天晚上,他覺得自己做那頓飯特別香。打開鍋一看,原來是黑燈瞎火打水時,打上來一條蛇和一只癩蛤蟆,把蛇和癩蛤蟆煮到鍋里了,所以這個湯特別香。民以食為天,吃是人生存和發展的頭等大事。想必這頓味道特別的晚飯,深深地嵌在習近平同志的腦海里。我還看過延川著名知青丁愛笛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資料,丁愛笛說他曾一連吃過三個月的辣椒面伴飯。他說能吃三個月辣椒面伴飯,還會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看來,知青們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艱,是從吃與住開始的啊!


再說說干農活的問題。在陜北農村,農民除了春節期間短暫的狂歡“鬧紅火”之外,其余的時間基本上是土地的奴隸。農活嚴格恪守二十四節氣,每年開春土地解凍后,受苦人忙著整地、送糞,收拾土地。芒種前后,要把一年的秋莊稼安安付到位。耽誤農時,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谷雨過后,青苗破土而出,緊接著就要間苗、鋤草了。苗稠了,間距小,莊稼秋天的籽種掛不實;苗太稀了,浪費土地,成本太高。苗的行距、株距,全靠受苦人的眼力來判斷。好的受苦人,一鋤過去,留哪株鋤哪株清清楚楚。下罷雨后,還要追肥,促進莊稼生長。受苦人最擔心的是春旱,滴雨不下,種子難入土;即使入了土,也很難發芽拔苗。每到這個時候,受苦人就心急如焚,眼巴巴地望著老天,祈求龍王爺能下場透雨,保佑世間萬物。初夏時節,麥子熟了。受苦人又投入麥收新戰場,爭分奪秒地在龍王口里奪食。因為這時的雨說來就來。受苦人稍有差池,夏糧就要成為泡影了。麥收過后,接著是打場,是晾曬,是入倉,程序不容閃失。稍容抽袋煙,緊接著就要翻麥地,預備明年的夏糧了。當然,秋莊稼也不容忽視,該鋤二遍的鋤二遍,該施肥的就施肥。白露時節,冬小麥就要安付妥帖,再抽出身子來收秋莊稼。秋莊稼雖說不像小麥是龍王口奪食那樣緊張,但也必須抓緊時間收割完畢。紅薯、蘿卜和大白菜,該入窖的要入窖;玉米、高粱該捋穗的要捋穗。到霜降過后,寒風起來,受苦人要把地里的秋莊稼收拾干凈。冬天不種莊稼,但也不能閑著,這是砍柴、送糞、打壩淤地的好時光。只有到臘月里年關近了,受苦人才能有幾天短暫的放松時間。在年復一年的輪回里,這些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們,也要和農民們一樣地干活,在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里煎熬,而不是每天都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詩意。


我后來想,北京知青來到延安農村之前,絕沒有想到他們心中的“中國革命圣地”的延安農村,在建國二十多年后,竟還是如此赤貧如洗。他們當初是滿懷激情地奔赴陜北農村,在廣闊的天地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可這種連基本生存問題都沒有解決的延安農村,就是擺在這群從天而降的知青們面前的真實情況。某種意義上,這也讓中國當年在以農補工、以農促城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城市環境中長大的知識青年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另一面,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對此,這些心懷遠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勞苦大眾為己任的北京知青們,怎能無動于衷呢?事實上,他們也的確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遠大的理想,并進行最初的人生實踐。


當然,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現在延安乃至陜北地區農村的條件好多了。路通了,電來了,經濟富裕了,許多地方的新農村也建成了,已經完全不是當年的舊模樣!我想,北京知青看到這些令人欣喜的變化,自然是無比激動的,因為這種變化的后面,還有他們所付出的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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