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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楷模孫立哲:不可復制的傳奇

發布日期:2018年04月14日   發稿人:admin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原創    閱讀:次   字體   保護視力色:       
    孫立哲的傳奇持續時間之長為當代人少有。他1969年從清華附中到陜北插隊,在土窯洞里為農民做了上千例手術;他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知青先進典型;文革后因堅持赤腳醫生政策被隔離批判,老百姓上萬民折為他請命,胡耀邦親自過問解救。2016年初,《赤腳醫生往事》、《延川插隊往事》兩書問世,孫立哲再次高調回到公眾視野,他的故事至今讀來,依然,或者說更加讓人熱血沸騰,靈魂震撼。


孫立哲


□ 小小


圍棋少年


    孫立哲,1951年生于清華園,父親是清華大學法學教授。他排行老三,父母對大哥孫立博從小嚴加管教。到了他,母親就有些溺愛,理由是這孩子脾氣剛烈,不能硬來。所謂的性格剛烈,是他兩歲時,有一次母親揚手要打他,孫立哲不知她只是嚇唬,結果高高舉起洗衣板向媽媽砸過去。媽媽看見小家伙瞪著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大驚,小心賠了許多好話,以后見人就說,這孩子性格剛烈,不能惹。結果,孫立哲從小到大就沒有挨過母親一次打。

    媽媽從小保護他的好奇心。孫立哲說要當數學家,她說好啊你當吧。過了一陣,他又想當天文學家,她說好啊你當吧。再后來孫立哲看見同學張勵生做了一把好彈弓,把鳥打下來了,很興奮,就說我長大了要當修鞋匠,用皮子做彈弓。媽媽猶豫了一下說,修鞋算了,還是修收音機吧。買了一個礦石收音機讓他拆裝。所以孫立哲個性自由愛好廣泛,尤其喜愛圍棋和芭蕾。

    在清華附中上學時,他的圍棋已經下得很好,第一步必走天元,他的解釋是以天下為己任,指點江山。而且一盤棋下過多日,能一步不落復盤。插隊前大家都沒事干,孫立哲和一幫清華子弟,騎著自行車在海淀區四處打擂臺,曾謂殺遍海淀無敵手,后來碰上個更牛的,就敗下陣來,那人叫聶衛平。

    他還和錢偉長結為忘年棋友。錢教授自幼著迷圍棋,父親錢摯和叔父錢穆都是高手,家學淵源,棋藝了得。

    錢偉長聽說孫立哲棋下得好,就托人約他到家里來下棋。孫立哲天黑之后悄悄來到錢家,那時錢偉長已被打成“右派”,錢家院子里住進來好幾家人,錢偉長搬到不見陽光的一間小屋,開門迎面一張床,床邊一個老式木質辦公桌,錢先生端坐在桌邊等候。兩人互致問候,鋪開塑料棋盤。猜子分先,鉆進黑白世界……

    孫立哲還會跳芭蕾,做了赤腳醫生后,有時做完手術,他走出窯門,透口氣,伸伸腰,踮起腳尖在原地轉一圈,手叉在腰上,左腿往上一抬,一直踢到腦門上。老鄉們還以為他跳大神,熟悉的老鄉就解釋說:“抹四(沒事),人家孫大夫是在練‘把累’(芭蕾)呢。”孫立哲可以一會兒跳喜兒,一會兒跳楊白勞,一個人撐起《白毛女》全場。

    聰明的孩子趕上了不好的時代,“文革”期間,教授公寓樓紅衛兵抄家,揪出許多人去“牛棚”勞改,壓力下屢有自殺者。1969年孫立哲的爸爸報名去江西鯉魚州農場勞動改造,欲離開清華這個是非地。孰料鯉魚州農場并不是世外桃源,在那里他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嫌疑,受到審查。

    很快,孫立哲也到陜北農村插隊。


北京知青赤腳醫生孫立哲



    成為遠近聞名的赤腳醫生


    孫立哲常說,史鐵生是他學醫的引路人。1969年1月,他們一起來到關家莊大隊插隊,四個知青同睡一個土炕。史鐵生就教會了孫立哲針灸。

    史鐵生的針灸術也不見得多精通,史鐵生有腰腿疼的老毛病,來陜北前,專門參加了一期街道組織的“紅醫工”培訓班,學了一些基本醫學知識,他帶來一整套針灸家什,是準備給自己扎針止疼。孫立哲離京時帶了一箱書,其中有一本《鄉村醫生手冊》,知道陜北缺醫少藥,也是為自救。

    沒想到,一來就派上了用場。

    這天,知青們正在土窯里發呆,有個人邊喊邊跑到知青窯洞里來:“額媽難活得厲害哩,有夜啊莫?”

    孫立哲他們猜了幾遍,終于搞清意思“我媽病得厲害,有藥沒有?”

    來人叫高天亮,知青們到他家一看,家徒四壁,僅有的一床破棉絮窩在發高燒的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臉上腫著一個紅色的鼓包。知青們急忙翻《農村醫生手冊》,得出結論:丹毒。知青們把從北京帶來的抗生素、甚至紅糖、肉松都拿來了,老太太以為都是藥,忙問:“多少價?”,知青們說不要錢。老太太大驚之下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去了大半。但滿臉的紅斑經久不消,孫立哲又翻書,懷疑是否患上了紅斑狼瘡。于是想起問病史,老太太摸摸臉:“你是問這?胎里作下的嘛?”

    “生下來就有?”

    “噢——嘛”

    一場虛驚。

    但情況更加嚴峻,村里大面積爆發這個病,其實,這不是丹毒,是現代社會早已絕跡的“斑疹傷寒”,是一種急性傳染病,鼠類、恙螨幼蟲、人虱是主要傳染源……陜北干旱,人們常年不洗澡,衣縫里都爬滿了虱子,相互傳染,甚至奪去了幾個原本瘦弱的兒童的生命。

    知青們貢獻出合霉素(氯霉素),歪打正著,恰好對癥,但自備藥很快用光,大伙兒又湊錢去公社買氯霉素注射液,史鐵生教會孫立哲他們注射和針灸,幾個知青分頭奔走在山溝里,一個多月,病人都痊愈了,老鄉們沒花錢就治好了病。這場漂亮的抗擊傷寒仗,讓正迷茫的知青們精神大振,他們不再覺得為生活所棄,在老鄉們渴盼和信任的目光里,找到了自信和尊嚴,找到了今后的方向。這之后,有人四里八鄉絡繹不絕來看病,大家只好從頭學起,靠著史鐵生那點粗淺的醫學本領以及《鄉村醫生手冊》,孫立哲刻苦鉆研,醫術大進。


1975年3月,郝家河大隊等待孫立哲看病的老鄉人山人海,川流不息。

    一天,老支書樊富貴牙疼,孫立哲一看,一顆大牙被蟲蛀掉了一半,蛀洞里填著麻繩燒成的黑灰,牙槽腫脹流膿。針炙只能臨時止疼,拔牙才是上策。孫立哲找到一把尖嘴老虎鉗子,可是還缺少剝離牙齦組織的工具,史鐵生貢獻出了他的木刻刀。沒有麻藥,孫立哲用老虎鉗夾住大牙猛地一拔,糟糕,牙冠拔下來了,牙根斷在里面。孫立哲急了,他對老樊說:“聽過關公刮骨療毒沒有,今天你就是關公,你右手狠命掐住左手合谷穴,越脹越疼越好。”說時遲那時快,孫立哲將鉗子深入牙齦,緊緊夾住,猛地一拔,牙根拔出來了。

    第二天老樊見了孫立哲,高興地說,哎呀呀,牙一滿不疼了。

    史鐵生那套木刻刀煮過消毒后正式升級為牙科工具。

    又有一次,隊長張國祥急匆匆跑來,對史鐵生說:“我婆姨奶疼哩。”史鐵生聽了頭皮一陣發緊,“紅醫工”培訓班可沒教過如何治奶疼,再說十幾歲的后生誰見過真乳房啊。

    史鐵生指著孫立哲對隊長說:“他行,他專業!”

    孫立哲只好跟著隊長走了。原來隊長婆姨生孩子坐月子,得了奶瘡,一側乳房腫得比另一側大一倍多,皮膚漲得晶亮透明,疼得她整夜睡不著覺。孫立哲把刮胡刀片水煮消毒,在腫脹的乳房上“噌”地劃開一個口子,接出來大半碗膿血,然后用消炎藥加熱敷治好了“奶疼”。晚上,孫立哲回到窯洞繪聲繪色地給史鐵生講手術經過,把史鐵生聽得半天合不上嘴,說你小子膽也太大了,從來沒見過就敢動刀子,萬一治壞了怎么辦,不懂裝懂臉皮也太厚了。

    之后,發生了一件更神奇的事,讓孫立哲成為當地百姓心目中的“靈神神”。那天知青們已經睡了,忽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幾個老鄉打著火把,一邊跑一邊喊孫立哲的名字,孫立哲跑過去一看,大樹下的門板上躺著一個女的。身體僵直,原來這家的兒媳婦和婆婆鬧別扭,想不開上吊了。孫立哲想起史鐵生講過啞門穴、人中穴和涌泉穴是人體三大奇穴,扎人中無效,他讓人抬著她的腳,雙手運針同時反復猛扎雙腳心涌泉穴,突然,她喉嚨里“嗝”了一聲,有救!趕緊做人工呼吸,大約半個小時后,活了。

    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人們都說孫立哲連死人都能扎活。史鐵生事后評價:“這說明孫立哲反應極快,極聰明。”

    1969年,根據毛主席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的指示,一個“半農半醫”的群體迅速崛起,上海文匯報將這一新興群體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說“赤腳醫生就是好”。很快,這個制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開來。

    1969年4月,關家莊大隊正式成立合作醫療站。首批“赤腳醫生”有孫立哲、楊柳青、馮國發、徐有財和高善明。

    醫療站在村東頭一排土窯洞里,合作辦法是隊里每人每年交三角錢,三角錢能買十個雞蛋,一斤半鹽。這些錢用于社員看病的藥費,醫生的報酬則采取由生產大隊記工分的方式解決。

    孫立哲發心給老鄉們做手術,緣于村里一位退伍老紅軍,他當年打仗受傷,子彈沒有取出來,而且恰好在屁股上,讓他蹲坐不能,受了一輩子的罪。孫立哲仔細看了看,摸了摸,覺得位置還可以。他對老人說:“我來想辦法。”

    那是1969年夏天。這時,史鐵生病了,隊里讓孫立哲陪史鐵生回北京看病。孫立哲的姐姐是酒仙橋醫院的婦產科大夫,她幫孫立哲聯系到外科實習。一個月里,孫立哲把整套手術的程序牢牢記清,怎么打針、消毒、麻醉、開刀、縫合、換藥,麻醉機和血鉗分別長什么樣,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技術上心里有譜了,可醫療器械怎么辦?他就和史鐵生、陳沖等設法從醫院偷醫療器械,居然基本湊齊了手術器械。可是也有偷不來的,就是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醫院里偷不來,他就從家里偷,他把***一張70元存折偷了出來,取了錢,可那年頭買這個東西要單位介紹信,他在藥店門口轉了幾圈,沒敢進去。最后動員他媽媽冒充通縣縣醫院的麻醉醫生,才買到了急需的麻醉用品。

    孫立哲回到村里,在兔子、雞、豬、狗身上開刀練手。給村里的豬、牛、羊做新法去勢手術。最可憐的是村民張國勝家的狗,一個多月里被孫立哲連續開了七次刀,狗命硬,居然每次都順利恢復。孫立哲也喜歡殺豬,借機開膛破肚練習解剖。

    可是豬狗畢竟不是人,人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知青們發現當地人會將早夭的小孩,在山溝溝里扔了完事,知青們悄悄趁夜偷回小孩的尸體,夜深人靜,一燈如豆,他們專心地練習解剖……

    孫立哲終于把老紅軍屁股里的子彈成功取了出來。

    孫立哲做的第一例真正意義上的大手術,是在1971年,給村支書高鳳劉的婆姨高鳳清做胃穿孔手術。

    這個手術對孫立哲來說相當有難度,因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當時只會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會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手術中,由于自制的木板手術床無法調節體位,麻醉平面太高,部分呼吸肌麻痹造成呼吸困難,孫立哲讓幾個婆姨掀開門簾,用新編的秫秸鍋蓋向窯洞里扇風輸送氧氣。切開腹腔后,由于麻醉已經快過勁了,病人的腸子被緊張的腹肌先擠了出來,在肚皮上擺了一大團。孫立哲和助手楊柳青、馮國發用手圍住腸管,一節一節往切口里送,再用村木匠白寶生預先給他制作的木片壓腸板壓住腸子,向里面摸出胃,最后在胃小彎處找到穿孔處,成功進行了胃穿孔荷包縫合修補手術,清洗了腹腔里的胃液和食物殘渣,挽救了病人的生命。手術做完后,孫立哲才發現院子里站滿了人。書記、老鄉、知青,一大群人靜悄悄地等了一個多鐘頭。

    還有一次進行腎上腺癌的手術,手術做了十來個小時,天黑后,照明全靠手電,沒想到大腫瘤貼在脊柱邊上的大血管周圍,剝離非常困難。忽然,病人肚子里汪起大量鮮血,孫立哲按住血管,大喊:“腔靜脈漏了,手電照準位置!”血不斷把大紗布浸濕,換了又換。手電筒電光逐漸變弱,電池眼看用盡。孫立哲看不清,無法縫合傷口。焦急萬分時,遠處傳來馬達聲,原來是醫療站用的“北京130”改裝的救護車回來了,很快,一個知青舉著改裝好的汽車大燈沖進病房,手術室頓時亮如白晝。大血管順利修補成功,大腫瘤被切除。手術全程13個小時。此時,兩個O型血的赤腳醫生又悄悄地到隔壁注射室,向裝有抗凝劑的輸液瓶里采自己的血,拿來輸給這位大量失血的病人。

    此情此景,使人感慨這哪里是鄉村醫療站,分明是一群愛的靈魂與死神搏斗的現場。

    為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孫立哲看病之余,瘋狂自學。

    他住的窯洞,一面墻上釘著楔子,擺上幾排木板做書架,全是各種醫學書,還有在西安影印的英語原版醫學雜志,另一面墻上貼的全是外文單詞。后來,中央科教組派北京醫學院院長彭瑞聰、第二醫學院院長李光弼等組成專家團到關家莊考察。李光弼見到這些英文書,就問:“看得懂看不懂?”孫立哲說“大致看得懂,有時候要查查字典。”李光弼發現還有德文書,十分驚奇。因為他在德國留過學,精通德語,就隨便翻到一頁,說:“你念念這段。”孫立哲念了一遍,李光弼一個字沒聽懂。孫立哲一翻譯,意思全對。原來孫立哲自學德語,都是按照英文的發音念的,德文發音根本沒人教過他。他苦學外語,主要是各種醫學問題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書中尋求答案。


孫立哲在關家莊合作醫療站前



    他挑戰的是一種制度


    那時,孫立哲要面對的,不僅是提高自身技藝,更大的壓力來源于無所不在的政治,以及現有醫療制度的打壓。

    孫立哲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沒有行醫執照,更沒有整套護理和專業檢驗隊伍,設備也只能因簡就陋。所以在科班出身的醫生們眼里他是在拿人做實驗,非法行醫,必須予以取締。加上赤腳醫生們像社員一樣掙工分,更沒有什么“紅包”、“外快”,這種清新的作風更得百姓信任,這也令要吃要喝要錢的正規醫生們深感壓力。

    藥品也是問題,知青們第一次為治療村里的流行病斑疹傷寒到公社衛生院買氯霉素時,醫生很熱情。沒想到過了不久,北京知青“非法行醫”擾亂醫療秩序的流言在公社干部和醫療系統中開始瘋傳。藥買不到了。沒辦法,他們跑到35里外的永坪鎮醫藥批發商店買藥,第一次買成了,第二次去,人家不接煙也不接話,臉一板“介紹信呢?”原來他們接到上級通知,必須“打壓”這些非法行醫的知青們。最后還是孫立哲的母親設法在北京的醫藥商店買來了整箱的氯霉素,解了燃眉之急。

    1974年,公社領導根據上級指示,把關家莊書記樊富貴叫到公社,通知他禁止孫立哲行醫。老樊的牙就是孫立哲拔的,一聽這話不干了,說這是什么王法?那么多巫醫神漢坑人你們不管,能治好病的醫生你們不讓治?

    縣領導看這招不靈,又找到駐縣的北京干部商量。一天,延川北京干部負責人老李沒打招呼,帶著關莊北京干部老張一行突然來到醫療站。他們和孫立哲在窯洞里談話,老鄉們把門晃得呼啦啦響,有人在門外大喊:誰敢禁止孫立哲看病,我看他腿把子今天能走出關家莊?

    后來縣里指定縣通訊組長曹谷溪組成調查組,一行大約十多人,來到關家莊醫療站,實地調查十多天,最后得出結論:孫立哲手術精湛、醫德無雙。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曹谷溪的調查報告《一位活躍在延安山村的赤腳醫生——記北京知識青年孫立哲》。

    1974年,中央科教組派專家團前來考察孫立哲。經過實地考察,專家們認為孫立哲已經達到了大學畢業、有了兩三年臨床經驗的正式醫生水平。考察團專門就此給國務院科教組寫了報告,轉發全國。

    曹谷溪的這篇報告和北京專家的考察恰如給孫立哲頒發了一張行醫執照。

    孫立哲趁熱打鐵,1972年起,他和同伴們干了四件大事兒:

    一是由他提議、縣委批準,在全公社范圍內成立了以赤腳醫生為主體的醫療系統——關家莊合作醫療總站,每個行政村就是一個分站,總站做好了藥發到各個分站。后來, “關家莊合作醫療總站”,正式收編了公社醫院,醫生與設備并入合作醫療站,完成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醫療站“吃掉”官方醫療機構的“逆向并購”案例。

    二是自辦土藥房。土藥房建在三孔舊窯洞里,用高粱桿搭好一個棚子,留出門,再用透明的塑料布將棚子完全封閉起來。做藥時,先用福爾馬林熏蒸,進行空氣消毒。由于沒有通風設備,消毒后人鉆進去既悶熱,又辣眼睛。就在這樣的條件下,醫療站生產出了供大輸液用的生理鹽水,5%和10%的葡萄注射液、5%的糖鹽水和50%的葡萄糖注射液,還生產了柴胡注射液、復方柴胡注射液、板藍根注射液、三黃注射液、敗醬草注射液等十余種可供肌肉注射和穴位注射的中草藥針劑。

    后來孫立哲又從中藥廠挖來一位老藥工齊如,于是醫療站又生產出很多中成藥,有大山楂丸、保和丸、益母丸、調經丸、附子理中丸、黃連上清丸、六味地黃丸等。醫療站還種植了許多中藥材,有杜仲、黃芪、黨參、板藍根等。

    三是辦起了“赤腳醫生大學”,因為四里八鄉來的病人太多,關家莊家家都成了病房。老鄉們缺糧少柴,來了這么多病人和家屬,接待壓力確實太大。孫立哲和知青們辦起了赤腳醫生大學,招收本地青年農民,學習三個月,共辦了三期,培養了100多名土生土長的農村赤腳醫生。

    四是從1975年開始,成立巡回醫療隊。巡回醫療隊一般選擇在有重病或者大手術的村里落腳駐扎,方便治療護理,附近的病人也可以就近過來看病。每次醫療隊一出發,外村外縣的病人,就拉著車,騎著毛驢,擺成長龍尾隨巡回醫療隊翻山越嶺。每到一個駐扎點,這里也早早的就有看病的老鄉們,等在沿途的路邊……

    赤腳醫生與老鄉之間相互信任,感情非常深厚。知青朱珍珍回憶:有一次做惡性子宮腫瘤手術。醫生們在炕上搭個手術床,手術床上方懸一個布床單,防灰塵用的。他們把整個手臂在裝滿消毒液的小缸里泡完之后,病人的丈夫問這水還用不用了?知青說“不用了”。他也把兩只胳膊泡進去消毒,說:“有用的時候我也上手幫幫忙。”那臺手術做了七八個小時,出汗了有人在旁邊給擦擦,有時打開口罩往嘴里塞點飯。縫到最后醫生累得快虛脫了,有一針怎么也穿不進去,忍不住嘮叨著“這針太難縫了”。病人半醒著,接了話:“我口袋里有個頂針呢。”

    一天夜里,巡回醫療隊路經一片棗樹林時,一對父母帶著一個眼睛患巨大腫瘤的孩子突然出現,跪在孫立哲面前,說,為什么我們在半夜三更來找你,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孩子大醫院不治了,你們放心治,就是當下開刀治死了,我們馬上悄悄走,絕不會給你留下壞名聲。孩子的一只眼睛被一個乒乓球大小的瘤子頂得突出來,上面還鑲嵌著一個灰色的眼珠,早已沒有視力,表面布滿膿血,十分嚇人。孫立哲說這病叫“視網膜母細胞瘤”, 做手術的話非常危險,搞不好就會出血死亡,所以醫院都不愿收治。手術中,果然由于眼底微細血管太多流血不止,止血很費時間,在切斷粗大的眼底視神經后,孩子的心音忽然聽不到了。孫立哲的汗珠子也滾了下來。但他馬上鎮靜下來,讓人找來兩暖壺熱水,倒在臉盆里,給孩子泡腳。不一會兒,孩子的心音又有了,也能自主呼吸了。手術完后,孫立哲他們一直守在孩子床前,直到天亮。


關家莊合作醫療站的赤腳醫生們。自作至右為:王金亮、孫立哲、莫之如、李彥、李桂芝。照片攝于1975年醫療站的興盛時期。



    跌入人生低谷


    1972年,陜西省委書記約孫立哲談話,說中央出文件了,點了邢燕子、侯雋、朱克家、孫立哲、程有志五個人的名,樹為扎根農村的典型。毛澤東做了圈閱,在幾千萬知識青年群體里被樹為全國的榜樣。

    這下,孫立哲名揚四海,各種榮譽和職務接踵而來。他擔任了延川縣副縣長,延安地區衛生局副局長,又兼西安二院的黨委副書記。他還開著吳德送的“130”改裝的救護車(全國就兩輛),可以在汽車里做手術。那是孫立哲行醫的巔峰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在政治上使自己異化的過程。根據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爺衛生部不為人民服務”,孫立哲采取顛覆性政策,讓赤腳醫生到大醫院“摻沙子”,讓大醫院的大夫每人每年下農村半年。他又大舉批判舊的醫療體系和黑醫、巫醫。

    孫立哲得罪了很多人,他當時風頭正健,干勁正足,一點也沒注意到八面合圍的危險。1975年,在延安優秀知青代表會議上,為了反映延安地區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由孫立哲執筆給毛主席寫信,彭炎、馬向東等六個赤腳醫生簽了名。怎么才能交到毛主席手里呢?孫立哲說,我有辦法,加上“敬愛的江青同志……”

    1976年“四人幫”倒臺,舉國歡慶,而這句“敬愛的江青同志……”就成了孫立哲的罪證,他被打成“四人幫”的爪牙,揭發批判他的主要就是這些醫院的人。

    這一年,村里的知青們陸續高考或者招工回城了。孫立哲心里難受,喝了兩瓶半“西鳳酒”,一瓶半葡萄酒,直喝得不省人事。醒來后皮膚和眼睛變得金黃,送到延安醫院一查,黃疸指數200多,診斷為亞急性肝壞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來了,眼睛腫成一條縫,站也站不起來,他覺得自己變成了豬。

    出院以后,孫立哲回到清華大學的家里,他拄著個棍兒,腫著臉,聽到的都是發小們上大學的消息,而他連考試都不能參加 。

    后來孫立哲又被押回延安,住進地委大院一個黑窯洞里,上午掃院子勞動,下午接受專案組審查。

    調查組在延安農村開“孫立哲揭發會”,誰都不主動發言。

    他們就挨個查醫療事故。終于發現他治過的一些老鄉拄著拐,一條膝關節不能打彎,這下可找到把柄了。其實這種大骨頭地方病,當地稱為“柳拐子病”,患者兩條腿彎曲著擠在一起,站不起來,生活不能自理。專業醫書上說是晚期終生殘疾,沒法治。孫立哲發明了一個手術,就是把一條腿膝關節的上下大骨頭都截斷,上下對齊,用一條不銹鋼板和釘子給鋦起來,打上石膏讓它長直了。一條腿是直的,能支撐,另一條腿是彎的,這樣架個拐就能走路了!他在當地治了五六十個這樣的病例。調查組要定為醫療事故,但老百姓不服:難道醫書上沒有的就是醫療事故嗎?以前只能在炕上滾地上爬,手術后能走路了,基本勞動能力恢復了,看孩子做飯都沒問題啊。

    老百姓聽說孫立哲在延安挨批判,都跑來看他,鄉親們偷偷進了他的黑窯洞,拿出雞蛋、饃饃,還有襪 子、鞋,他們告訴孫立哲,村里來了省地縣的大干部,開社員大會,說是中央的政治任務必須完成,孫立哲在關家莊的房東康兒媽來了好幾趟。

    老鄉們對調查組非常抵觸:我們不曉得政治錯誤是個什么東西,就知道孫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錢,是個好心人。

    村里有個知青楊志群,1975年在北京聽了孫立哲的報告自愿來延安的,他寫了個反映材料。說孫立哲肯定有缺點有錯誤,需要批評幫助。但是這個人是好人,做過很多好事,治病救人,從不收禮,希望領導也能了解。老百姓中秘密傳著一句話:“啊呀,簽名就能救孫立哲!咱們多簽一個名,娃多一份希望。”本村的,外村的,近的遠的來了不少,簽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樣的紙都有,花里胡哨連成一個超長的“萬民折”。

    北京那邊兒,史鐵生幫孫立哲起草申訴書,和孫立哲的女友北玲天天在一塊商量怎么給領導遞材料。最后還真將申訴材料遞給了胡耀邦。胡耀邦找到王震說:小孫不是“四人幫”爪牙,另外,這個人現在有病,王震同志對陜西干部熟,請王震同志關注一下此事。

    王震當場給陜西省委書記打電話,說:給我查查在延安有孫立哲沒有?他身體有病趕緊給我送回來!

    突然,地委書記帶著副書記,衛生局局長一幫人,來看孫立哲,地委書記一把抓住孫立哲的雙手使勁搖啊搖:“啊呀,孫立哲同志,你受苦啦,額、額們不了解情況啊……”

    當天晚上,孫立哲就住進地委招待所,第二天,飛機直接送北京。救護車在機場等著,拉到醫院住進單間。一夜之間,天上地下。

    出院后,孫立哲不愿回清華園自己的家,周圍的發小都上大學去了,只有自己,沒學歷 、沒收入、沒戶口,有病、有前科……沒臉面啊。他住到了史鐵生家。史鐵生已經完全截癱了,生活困頓,卻一直全力幫孫立哲。在雍和宮旁邊的一個小院子里,兩小間房子很擠,史鐵生和孫立哲住大點兒的一間,史鐵生的爸爸和妹妹史嵐住小屋。史鐵生的爸爸從此沒脫過衣裳睡覺。

    開始時兩人整夜整夜地聊天,詛咒自己的命運和這個社會的怪現象。他們兩個同病相憐,深感命運的無可奈何。

    為了補貼家用,史鐵生找了一份街道工廠的工作,一月能掙20多塊錢。白天,史鐵生搖車去街道工廠畫彩蛋,孫立哲就買菜做飯做家務。

    過了一年多,轉機來了。醫學院開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齡不限26歲。經過一個多月的拼命復習,孫立哲的總分和三門主課都是全國考生中的第一名,只有自以為是強項的政治最差,剛剛及格。

    生活重新多姿多彩。


孫立哲(左二)主導的甲狀腺腫瘤切除術取得成功



    相濡以沫


    孫立哲在和第一任妻子北玲之前,曾有過幾段愛情插曲。

    他的初戀是一位陜北女子“小芳”。“小芳”慕名來向孫立哲學習針灸。她長著一對毛眼眼,兩人相互吸引。后來她告訴孫立哲說自己是富農出身。孫立哲正處在耀眼的政治光環下,女孩知難而退離開了。孫立哲對她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永遠也忘不了你。”

    第二任女友叫石蕓,她扮演李鐵梅。一次演出之后,沒卸妝就闖進孫立哲的房間,她讓年輕的孫立哲驚艷萬分。她表示要跟著孫立哲在農村過一輩子。那是一段如詩如畫般的美好日子。但石蕓的家庭有國民黨背景。又是政治!孫立哲為了前途和政治利益,選擇了和石蕓分手。這件事讓他自責一生。

    第三任女友,是一位廣播站的女記者。在毛主席逝世期間,孫立哲在廣播站和采訪他的女記者聊了一宿。廣播站的后面是家屬宿舍,他們被住在那里的原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局局長盯上了。聊到半夜,他們怕影響不好把燈關了,這就刺激了他人的想象力。凌晨5點鐘,西安醫學院黨委書記找到陜西省委組織部長,組織部長立刻報到省委,孫立哲出事了!此事非同小可,居然在毛主席逝世期間,出了男女關系問題!省委組織部黨委書記和他談話,讓他承認在毛主席逝世期間談戀愛是重大的政治錯誤。在他被打成“四人幫”的爪牙,回到北京后沒多久,廣播站女友將一大箱子信和書寄到孫立哲家,女友的父親說絕對不能嫁給政治上有問題的人。還是政治!

    女友吳北玲也曾是延安知青,后來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77級,在孫立哲跌入人生谷底時,她始終不離不棄。史鐵生最后促成了他們倆,他對孫立哲說:“你看人家多好,上北大中文系,那么好的前途,把她所有的資源動員起來救你,八年了,現在還愛你。”史鐵生在北玲去世后寫懷念文章說,“她常常下午下了課來,很晚才走,每次進得門來,臉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話:孫立哲呢?要是孫立哲不在,她臉上那句話便不斷地響,然后不管孫立哲在哪兒她就騎上車去找。孫立哲正在身體上和政治上經歷著雙重逆境,北玲對他的愛情,惟更深更重。”

    孫立哲和北玲結婚后,1982年秋,考入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后來北玲也去美國學比較文學。

    孫立哲后來對實驗動物過敏,幾次因窒息被送進醫院,他的導師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轉行。

    北玲后來告訴史鐵生,他們剛去時,一邊讀書一邊在飯館里打工。立哲還在搬家公司干過,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來兩腿打顫。有一次電梯壞了,就一趟趟扛上幾層樓,錢卻不多掙。后來他們自己辦起“北方餃子公司”,開始時食客們尚不識“孫太太的餃子”,全靠電話征訂“要餃子嗎?孫太太的餃子物美價廉。”孫立哲下了課去采購,回到家熬上排骨湯,掄圓了膀子拌肉餡。幾百個餃子在凌晨前包好,他們才睡一會兒。天亮了,孫立哲開著破汽車一家一戶送。他的汽車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盤銹爛了,坐在車里往起一站,身體忽然矮下去,跑旱船似地踩在了路面上。

    隨后辦起了“萬國圖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貴公司能做嗎?”孫立哲答:“當然。”但他當時壓根不知阿拉伯文有幾個字母呢!兩口子埋頭一宿,居然把一份阿拉伯文名片做得漂亮。業務范圍逐漸擴大,設備不夠,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設備工作,周六周日晝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監似地按時來送飯。就這樣創業,真難,真苦。北玲說:“插隊過的人,什么苦沒受過?不怕。”

    公司慢慢上了軌道,北玲卻病了,肝癌,還是晚期。孫立哲一生救人無數,可是現在最愛的人患病,他卻束手無策。

    1991年,孫立哲帶著妻子回國治病。為了支付治療費,他租一間7平米的小平房開公司,開始在國內創業。禍不單行,他的父親也得了肺癌。這段時間,他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不久,他的甲狀腺出了問題,發燒、臉腫、肌肉松弛,極度的抑郁。他需要終生服藥來代替甲狀腺的功能。后來他又患了糖尿病,每次吃飯都要注射胰島素……


圖片故事人物從左至右:赤腳醫生李彥、患者李成蓮、患者守班、赤腳醫生莫之如;后排為赤腳醫生孫立哲。

    兩年中,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親人相繼離去。然而,苦難并沒有結束。過度的疲勞導致的消化道大出血使他面對著死亡。那次,在去醫院的路上,他眼睛睜不開,手也抬不起來。他感到四周那樣安靜,世界似乎已離他越來越遠。他說:“我當時真的覺得,自己離死亡就只有那么一點點距離。”

    一年后他因腹痛做B超檢查,又被確診為膀胱癌!如今,他回憶曾經接受治療的情景時說:“每次接受藥物化療,都像脫一層皮,從死亡線上爬回來。”現在,他終于以驚人的毅力戰勝了癌癥,重新往返于國內外,為事業奔波……

    生活在繼續,北玲去世一年后,孫立哲再婚,娶了一位名叫張瑾的下屬。她生了一個男孩和兩個女孩,并照顧北玲留下來的兩個孩子。

    2014年10月14日,孫立哲和許多當年的知青赤腳醫生重回延安關家莊。孫立哲資助隊里翻修了大隊部和昔日的合作醫療站的18孔窯洞;給村里6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贈送一條毛毯,表達對故鄉人民的深情厚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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