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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作家史鐵生

發布日期:2018年04月14日   發稿人:admin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原創    閱讀:次   字體   保護視力色:       

生命的色彩——紀念知青作家史鐵生


史鐵生傳

作者: 王心予 薛辰瑞  張翊軒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這是一個傳說,不過是一個傳說。是我從奶奶那兒,從母親和父親那兒,聽來的一個傳說。奶奶說:生你的那天下著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沒見過那么大的雪。母親說:你生下來可真瘦,護士抱給我看,哪兒來的這么個小東西一層黑皮包著骨頭?你是從哪兒來的?生你的時候天快亮了,窗戶發白了。父親便翻開日歷,教給我:這是年。這是月。這是日。這一天,對啦,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我說過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說過,我接受這個傳說。多年來我把這個日期——這幾個無著無落的數字,幾十幾百遍地填寫進各式各樣的表格,表示我對一種歷史觀的屈服。”

童年的史鐵生與父母親

    “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時,有位粗通陰陽的親戚算得這一年五行缺鐵,所以史家這一輩男性的名中都跟著有了一個鐵字。堂兄弟們現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終于還是缺鐵,每日口服針注,勉強保持住鐵的入耗平衡。好在“鐵”之后父母為我選擇了“生”字,當初一定也未經意,現在看看倒像是我屢病不死的保佑。”

    以上兩段先后摘于《務虛筆記》和《病隙碎筆》。清楚明白地解釋了史鐵生的生日與姓名。

    米蘭昆德拉曾說:“最沉重的負擔壓迫著我們,讓我們屈服于它,把我們壓到地上。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他就越真實存在。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成了自由而沒有意義。”

    史鐵生在《合歡樹》里寫到:“一段生命之輕,威脅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靈魂里滲透:是不是生命里的所有段落都會落此下場啊?人的根本恐懼就在這個輕字上,比如歧視和漠視,比如嘲笑,比如窮人手里作廢的股票,比如失戀和死亡。輕,最是可怕。”他把輕和重分得如此明細,是因為他的生命太重。那重量不是三毛失去荷西的重,不是老舍一步步走向太平湖的重,不是《末代皇帝》里溥儀無法走出城墻摔死小老鼠的重。這重太過純粹,不為愛情,信仰,追求。只是上帝和你開了個玩笑,原因結果他一手操縱。絕望就這么重重地砸下來,重到了毀滅后半生的程度。

    他的照片大多都是只有上半身,從茂盛的黑發偏分到稀少黑棕色的碎發胡亂貼在頭上,不變的是一副細邊黑框大眼鏡罩著那雙眼角微微下垂的小眼睛,一件襯衫或是80年代運動衫豎起來的領子裹著那粗粗圓圓的脖子。他總是在笑,笑出了法令紋,笑出了蘋果肌,笑出了雙下巴,一副憨態。而眼睛,卻始終是有光芒的。體態豐盈,滿面慈祥。但這樣的一個人,卻永遠坐在了那一方輪椅上。“健壯優美如卡爾·劉易斯一般的身材和體質,瀟灑漂亮如周恩來一般的相貌和風度,聰明智慧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般的大腦和靈感。”他盼了一生的這一切都不屬于他,那一雙殘腿,榨干了他。上帝不想讓他死,所以給了他一桿筆。他握緊筆,開啟寫作的零度。

    他職業在生病,業余在寫作。

    他是史鐵生。



    “你也是插隊的”

    “你也是?”

    “你哪屆?”

    “老初二。你呢?”

    “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兒?”

   “陜北。你哪兒?”

    “我內蒙。”

    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

    這是史鐵生在《我二十一歲那年》的記載,或許那是他生活的結束點,但是文人史鐵生的起點,就從插隊開始。

    1968年,是去插隊的那一年,史鐵生十七歲。“直到上了火車,直到火車開了;我仍然覺得不過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鄉去麥收差不多,也有點像大串聯。我最愿意大家這么在一塊兒熱熱鬧鬧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干一點什么事。”火車開動的時候他一定從來沒有過食指寫《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時的感覺,畢竟他是自愿去的。就像電影《狼圖騰》中的第一幕,滿屏的紅色公交車,插著鮮艷的五星紅旗,整個汽車站鬧哄哄的,沒人理會你是不舍還是興奮,因為所有人都一樣,鬧哄哄的。陳陣坐上公交車,把腦袋探出窗戶,招手告別,畫外音說著“我終于離開了北京。”或許史鐵生也像陳陣一樣,那時他還太小,正直青春年少,勵志報效祖國甚至幻想降妖除魔。火車開動,他沒有一點悲傷,竟還有點興奮。興奮什么呢?是對于未知未來的悸動,還是預告這將會是改變整個人生軌跡的時刻呢?

    他們從北京乘火車到西安,到銅川,再換汽車到延安,一路嘻嘻哈哈,感覺像是去旅游。未來不過是浪漫詩意中的幾分艱險。不能消沉,不能學壞,不能無所作為,不能抽煙,不能談戀愛,不能結婚。那時的他們個個都以為自己是崇高豪邁的劍仙,走遍萬水千山擱置那無處安放的青春,十七歲的狂妄中,容忍不了現實,容忍不了小情懷。

    第二年,打破了抽煙的戒律。對愛情的反動無論強大與否,不過是一股逆流,慢慢地,開始唱黃歌,談情說愛。

    “有人說,我們這些插過隊的人總好念叨那些插隊的日子,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我們最好的年華是在插隊中度過的。誰會忘記自己十七八歲、二十出頭的時候呢?誰會不記得自己的初戀,或者頭一遭被異性攪亂了心的時候呢?于是,你不僅記住了那個姑娘或是那個小伙子,也記住了那個地方,那段生活。”

    對于那些老三屆,上山下鄉的印象無非是豪情與沮喪,責任與失落,苦難與磨練,忠勇與迷茫,深切懷念與不堪回首,悔與不悔。火車開動時還是有無盡的哭鬧聲,上與下的地方也不過是山和鄉,又談何美好?因為史鐵生在“我”中找到了“我們”。“我們”和“他們”與所有的反義詞一樣始終將對立的。如果“我們”是正,那“他們”就是負,并無對錯。而“我”是介于“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灰色地帶,如空氣一般徘徊不定。在“我”的個體心中,正與負便有了偏向性。“我”要加入“我們”而非“他們”。

    在文革的時候,史鐵生曾和一群紅衛兵砸過一位“反動學術權威”的家,正當自己以為在排除異己之時,樓道內有人大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幾個同學泱泱離去,史鐵生就在這個行列之中。我從未走入過“我們”,差一點變成了“他們”。插隊時,大家都變成了“我們”,一起吃飯,一起教書,一起抽煙,一起喝酒。正如一個形影相吊的孤狼忽然找到了族群,美好的是那突然而來的歸屬感與安全感。就像那些滾團撲火的螞蟻,齊心協力。這種心理中沒有善惡,忠與不忠,對與錯的分辨,要的只有對自尊心的認同。

    “我曾親眼見一個人跳上臺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贏來一陣猶豫的掌聲。是呀,該不該給一個混蛋喝彩呢?也許可以給一點吧,既然他已經在承認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過當時我的心里只有沮喪,感到前途無比暗淡。我想成為‘我們’,死也不想是‘他們’。所以我現在常想,那時要有人把皮帶塞給我,說現在到了你決定做‘我們’還是做‘他們’的時候了,我會怎樣?老實說,憑我的膽識,最好的情況也就是把那皮帶攥出汗來,舉而又怯,但終于不敢不掄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再想一想,如果是一群人跳上臺去,喊:“我們就是混蛋!”那大家一定對他們的坦白和勇氣而大為贊嘆。或許有時法不責眾就是這樣的意思。兩人成雙,三人成幫,百人成軍,千人成國,這個規律亙古不變。秦二世之時,如果陳涉不遇吳廣,沒了函谷舉,又怎能坐上那檀木龍椅。楚漢之爭時,如果劉邦不遇張良,沒了四面楚歌,又怎么會有項羽寧死不過江東。如果拿破侖三世之時,畢沙羅不見莫奈,雷諾阿,或許就沒有印象派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沒有“我們”,就好比一永遠生不出二,整個世界在0-1間徘徊,在無和有之間糾結,那是永遠沖不出的枷鎖。就算是一心一意,最深層的也是一種頑固,限制的感知。

    楊絳先生曾寫《我們仨》,整本小書,洋洋灑灑10萬字,講的不過是“我們”。楊先生和錢先生和女兒,再苦再痛也溫馨,楊先生在最后寫“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楊先生不再寫了,因為“我們”又變成了“我”,一個人的生活,好的壞的都自己承受,沒什么好贅述的。

    無論我們被世俗的煙火熏染多久,被渾濁的世態浸泡多深,心靈深處始終有一處最潔凈的角落,永遠如初時美好。而插隊的日子,就是那片角落。巴門尼德把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他把光明,優雅,溫暖,存在稱為積極的,黑暗,粗俗,寒冷,非存在消極的。輕為積極,重為消極。既然如此,美好是積極的,是輕的,因為負擔的完全消失而變得沒有意義。所以現實終要將這一切打壓。


史鐵生在關家莊插隊放牛


    1969年,4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6月回村,生產隊關照讓其擔任飼養員,放牛喂牛。

    1971年,9月史鐵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

    是什么造成了腿疾不得而知,他的插隊生活無疾而終。



    史鐵生21歲那年,住進了友誼醫院神經內科10號。對醫學對命運都不太了解的他,并不知道脊髓上生病是多麻煩的事,想著三個月后就出院。三個月后,病反而更嚴重了,住進了七號病房。一整個冬天過去,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制地萎縮,拄著拐杖都走不進院子里了。史鐵生開始讀書,到最后,連讀書的興致都沒有了。他也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神地向神靈許過愿。

    春天來了,小花園桃紅柳綠。“輕撥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間一斜陽。”他現在也只有撥開小窗看看窗外了。

    那時的史鐵生已經無事可做,人在最枯燥的時候思維其實是最活躍的。

    “‘我’在哪兒?在一個個軀體里,在與他人的交流里,在對世界的思考與夢想里,在對一棵小草的察看和對神秘的猜想里,在對過去的回憶、對未來的眺望、在終于不能不與神的交談之中。

    正如浪與水。我寫過:浪是水,浪消失了,水還在。浪是水的形式,水的消息,是水的欲望和表達。浪活著,是水,浪死了,還是水。水是浪的根據,浪的歸宿,水是浪的無窮與永恒。

    所有的消息都在流傳,各種各樣的角色一個不少,惟時代的裝束不同,塵世的姓名有變。每一個人都是一種消息的傳達與繼續,所有的消息連接起來,便是歷史,便是宇宙不滅的熱情。一個人就像一個腦細胞,溝通起來就有了思想,儲存起來就有了傳統。在這人間的圖書館或信息庫存里,所有的消息都死過,所有的消息都活著,往日在等待另一些“我”來繼續,那樣便有了未來。死不過是某一個信號的中斷,它“輕輕地走”,正如它還會“輕輕地來”。更換一臺機器吧——有時侯不得不這樣,但把消息拷貝下來,重新安裝進新的生命,繼續,和繼續的繼續。”

    史鐵生如是說。

    那時的史鐵生認識了王主任和張護士長,這兩個老太太,一次又一次地從死神門前把史鐵生搶回來。那時的他或許有過輕生的念頭,但不知為何放棄了。

    史鐵生幾乎住過了1-10號除了1號2號ICU之外的所有病房。住在四號時,同房的一個七歲男孩,在扒著卡車的尾巴威風凜凜地兜風的時候,失手掉了下來,四肢肌肉開始萎縮。病友們總是問怎么傷的,他說因為淘氣。他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努力得到寬容和諒解。但除了他誰都知道,他的傷在脊髓上,永遠不可逆。“他不知道,他還不懂,命運中有一種錯誤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沒有改正的機會,命運中有一種并非是錯誤的錯誤(比如淘氣,是什么錯誤呢),但這確是不被原諒的。”或許住院的這段時間,他和史鐵生都一樣,活在自己的童話里。自己一廂情愿創造出一個莫須有的世界,什么三個月康復,然后出院。直到那個確鑿的冰冷的判決,你站不起來了,那時的期盼迷茫恐懼都沒有了,是痛苦,或許還有懊悔。童話結束了,童話的脆弱不在于太美好,而在于現實太不美好。上帝為錘煉生命,又布設下了一個殘酷的謎語。

    史鐵生住在六號時,講到過一對情侶,四十多歲。他們是大學同學,男的二十四歲,因為一場醫療事故癱瘓了,女的等他病好,沒等到;等他同意和她結婚,也沒等到。男的希望她離開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女的只是一直等。就這樣,僵持了十幾年。但他們最后還是分開了。愛如禪,不能說,一說就錯。兩人癡迷地在自己的童話中堅持著,一戳就破的童話,結局留下了一個殘酷卻更誘人的謎語, 支撐著你永遠都追尋著活下去,謎底其實很簡單,你永遠干不過上帝。



    21歲過去了,他被朋友們抬著出了醫院。史鐵生進來的時候當然想不到,他沒死,也沒痊愈,卻是廢了雙腿,再也不能行走。21歲這年,他在深夜無人的時候默念了多少次上帝保佑,又為自己創造了多少個童話,陷入了多少次迷茫恐懼的深淵。直到走出醫院,他認識了神,他有個更具象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么,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

    出了院,回了家,兩腿殘廢。二十位一起插隊的同學和朋友,用爸媽的心血,湊齊了錢,給史鐵生買了一個輪椅。

    史鐵生母親為了他的腿,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找來稀奇古怪的藥,喝也好,吃也好,洗,敷,熏,灸。她總是抱著希望,虔誠到不顧及有多少次失望。最后一次,她把史鐵生燙傷了,日夜驚慌,一直守著他。傷口好了起來,她也沒再找過偏方。母親發現史鐵生在寫小說,她對治好兒子的腿也絕望了,只覺得這東西能把殘疾人救出困境,她說好好寫吧。開始到處給史鐵生借書,頂雨冒雪地推史鐵生去看電影。

    那時史鐵生已經換了第二輛輪椅,那時的他已經收獲了幾筆稿酬,買了一輛更利遠行的電動三輪車,但總是出問題,車胎斷了,輪胎扎了。這輪椅是鄰居設計的,父親捧著圖紙跑遍了北京城才有一個加工部肯接受。用材是兩個自行車輪,兩個萬向輪和數根廢棄的鐵窗框。母親縫的坐墊和靠背。這輛三輪車,也了卻了二老的一個夢想。

    史鐵生雙腿癱瘓后,脾氣變得喜怒無常。母親也不敢勸,她總是想帶史鐵生去北海看看花。母親喜歡花,但史鐵生癱后,侍弄的花都死了。史鐵生總是向母親發脾氣。他不知道,母親的肝病已經到了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睡不著的田地。終于有一天史鐵生同意了,但是母親卻突然犯了肝病,大口大口吐著鮮血,她被抬上三輪車離開院子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那竟會是訣別。

     最終是史鐵生的妹妹推著他去了北海。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花開了又怎樣,愛花的人已然不在。

    “十歲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母親那時候還年輕,急著跟我說她自己,說她小時候的作文作得還要好,老師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會是她寫的。“老師找到家來問,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幫了忙。我那時可能還不到十歲呢。”我聽得掃興,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還不到?”她就解釋。我裝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話,對著墻打乒乓球,把她氣得夠嗆。不過我承認她聰明,承認她是世界上長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給自己做一條藍底白花的裙子。”

    這是史鐵生在《合歡樹》中對母親的描寫。30歲的時候,史鐵生第一篇小說發表,那時母親已經不在人世,第二篇小說僥幸獲獎時,母親已經離開史鐵生七年了。背好獲獎感言說了一遍又一遍,實在心煩。去了公園安靜的樹林里,閉上眼睛想:上帝為什么早早地召母親回去了。迷迷糊糊聽到答案:她心里太苦,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他搖著車回到了以前和母親住在一起的家,停在大院子中。鄰居扯著閑話:“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

    瘸了之后的一年,母親到勞動局去給史鐵生找工作,回來時在路邊挖了一棵剛出土的“含羞草”,以為是含羞草,種在花盆里長,竟是一棵合歡樹。母親從來喜歡那些東西,但當時心思全在別處。第二年合歡樹沒有發芽,母親嘆息了一回,還不舍得扔掉,依然讓它長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歡樹卻又長出葉子,而且茂盛了。母親高興了很多天,以為那是個好兆頭,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過一年,她把合歡樹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時念叨,不知道這種樹幾年才開花。再過一年,母親走了,史鐵生搬了家。

    他從前的家里來了新客人,剛剛生了個兒子,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想到童年的事,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么種的。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塊空地,不論窗前屋后,要是能隨我的心愿種點什么,我就種兩顆樹。一棵合歡,紀念母親;一棵海棠,紀念我的奶奶。”

童年的史鐵生與母親

    他對世界的第一印象,是在奶奶懷中,不知因為什么哭鬧著。奶奶摟著他,他不哭了,聽著那飄飄的緩緩的聲音,是鴿哨兒,是秋風,是落葉劃過屋檐還是奶奶輕輕的哼唱,他也不太清楚。他清楚的是,他總是能在奶奶的懷里安穩地睡熟,伴著奶奶的催眠曲和水反射在房頂上的光影。

    奶奶的家里有一棵海棠樹,在史鐵生的印象中,奶奶和老海棠樹從未分開過,就好像奶奶一生一世都在海棠樹的影子里張望。

    人們說:“奶奶帶起來的,長大了也忘不了奶奶。”他在心里想:“瞧你那討厭樣兒。”奶奶卻說:“等不到那會兒了。”奶奶腰疼,他兩只小腳在身上來回來去地踩,不耐煩地踩完,跑下床時丟下一句:“長大了我還給您踩腰。”奶奶卻說:“老了,還不死。”他以一顆炙熱的孝子之心把一切想得天真完美,卻在最愛的人口中第一次聽到了“死亡”二字。記憶還未完全的小鐵生尚未對死亡有個直觀的認識。只是“那你就再也找不到奶奶了”這一句話,就足以讓一個垂髫少年老老實實地依偎在奶奶懷里。死亡,可怕的代名詞。“人死了,就變成了一顆星星。”這或許是小鐵生對死亡的第二印象。或許他至今都相信這句話,還是會抬頭看看哪一顆是奶奶。

    小鐵生永遠愛奶奶,即便是兩個時代。他心疼地看著奶奶的小腳,又心疼又害怕。他童真地說奶奶的媽媽是《白雪公主》中的老巫婆,他大叫自己不姓屎姓方。大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包餃子,捏耗子,家里來客人,坐在一起聊著新時代。小鐵生不懂,不懂奶奶那句“都趕上了好時代”的落寞,只管說著大腳美,有文化美。奶奶愛看戲,他是奶奶的影子,當然總跟著。他不懂戲更不懂奶奶為什么要看戲,他去不過是為了休息時的兩碗酸梅湯。影子,影子,影子是不屬于深夜的,而就是一天深夜,六七歲的小鐵生聽到了一生最可怕的話“奶奶是地主。”

    “有好幾年,我心里總像藏著個偷來的贓物。聽憶苦報告的時候,我又緊張又羞愧。看小說看到地主欺壓農民的時候,我心里一陣陣發慌、發蒙。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熱的田野里,媽媽卻吃著野菜和谷糠’;過隊日時,大家一起合唱,我的聲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總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聲音就不由得變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對于一個剛剛上小學的少年來說,壞事物就是地主所有的代名詞。

    “春天,老海棠樹搖動滿樹繁花,搖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記得奶奶坐在樹下糊紙袋,不時地沖我嘮叨:‘就不說下來幫幫我?你那小手兒糊得多快!’我在樹上東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說:‘我求過你嗎?這回活兒緊!’我說:‘我爸我媽根本就不想讓您糊那破玩藝兒,是您自己非要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聲,直起腰,喘口氣,這當兒就呆呆地張望——從粉白的花間,一直到無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樹枝繁葉茂,奶奶坐在樹下的濃陰里,又不知從哪兒找來補花的活兒,戴著老花鏡,埋頭于床單或被罩,一針一線地縫。天色暗下來時她沖我喊:‘你就不能勞駕去洗洗菜?沒見我忙不過來嗎?’我跳下樹,洗菜,胡亂一洗了事。奶奶生氣了:‘你們上班上學,就是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兒推開,一邊重新洗菜一邊說:‘我就一輩子給你們做飯?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這回是我不再吭聲。奶奶洗好菜,重新撿起針線,從老花鏡上緣抬起眼,又會有一陣子愣愣地張望。”

    奶奶很努力地走向新生活,她繡花,學認字,學唱歌。但還是改變不了的,就像奶奶的小腳一樣,只有一個大腳趾和后腳跟,再努力,就算骨折斷裂,也沒辦法像***那一雙大腳,腳掌上也永遠有著那一條惡心的裂縫。

    “幾乎每一個晚上,奶奶都在燈下學習。窗外,風中,老海棠樹枯干的枝條敲打著屋檐,磨擦著窗欞。奶奶曾經讀一本《掃盲識字課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報紙上的頭版新聞。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寫過:她學《國歌》一課時,把‘吼聲’念成了‘孔聲’。

    我寫過我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奶奶舉著一張報紙,小心地湊到我跟前:‘這一段,你給我說說,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學那玩藝兒有用嗎?您以為把那些東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語,唯低頭盯著那張報紙,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動。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但知已無法彌補。‘奶奶。’‘奶奶!奶奶——’我記得她終于抬起頭時,眼里竟全是慚愧,毫無對我的責備。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離開那張報紙,離開燈光,離開我,在窗上老海棠樹的影子那兒停留一下,繼續離開,離開一切聲響甚至一切有形,飄進黑夜,飄過星光,飄向無可慰藉的迷茫和空荒……而在我的夢里,我的祈禱中,老海棠樹也便隨之轟然飄去,跟隨著奶奶,陪伴著她,圍攏著她;奶奶坐在滿樹的繁花中,滿地的濃陰里,張望復張望,或不斷地要我給她說說:‘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那老海棠樹下面到底有什么,值得她一次一次張望,看著那屢屢的失敗和迷茫。她不過是想跟上新時代,是多么厚重的自私,才讓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拋下它的子民,大步向前,踩著別人的尊嚴,卻從未回頭望。

    史鐵生上了中學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奶奶變成了“摘帽地主”。紅衛兵闖進院子,進行大掃除,各家的東西都被擺到院子里。媽媽把他送回了學校。“晚上,我蹬上我那輛破自行車回學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錢、那么多糧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經是秋天了。自行車軋在枯黃的落葉上“嚓嚓”地響。路燈的光線很昏暗,影子從車輪下伸出來,變長,變長,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時忘記了奶奶,只想著回到學校里該怎么辦。那條路很長,全是落葉……”中學的史鐵生,在自我意識,社會意識,價值觀蓬勃生長的時期,又是經歷了怎樣一場浩劫。他開始害怕別人知道他和奶奶長大,奶奶是地主。情義情義,情和義有時本就難兩全,在史鐵生生命中的第一次碰撞,“義”贏了。

    不是因為情薄弱,是因為這場災難的瘋狂和荒唐,給每個人心中都注入了超乎一切的恐懼。在自尊逐漸建立的十六七歲,自我是最重要的存在原則,就像當時陳獨秀胡適過分反孔一樣,任何一個新事物的成立,都需要經歷一個過分肯定的過程,而史鐵生對于自尊,正處于這樣一個過程中。

    他曾經回到過自己的院子,老海棠掉光了葉子,所有的東西都落滿了灰塵,因為奶奶不在了,那抱著奶奶曾經補花的絲線默默地坐著,一直到半夜。陰天,沒有星星。沒有星星,是因為沒有人死還是,找不到奶奶。“世界好像變了個樣子。每個人的童年都有一個嚴肅的結尾,大約都是突然面對了一個嚴峻的事實,再不能睡一宿覺就把它忘掉,事后你發現,童年不復存在了。”

    對,他的童年就這么結束了。在那個沒有媽媽,沒有爸爸,沒有奶奶,沒有海棠樹,沒有星星的夜里。

    1972年或許是還沒瘸,二十歲出頭的史鐵生回了北京,看到了奶奶。“遠遠的晨霧中,有一個人影,用的是長把笤帚,是奶奶。后來我才知道,奶奶這么早來掃街,是為了躲過人多的時候,怕讓人看見。她現在是以一個地主的身份在掃街,在改造,不是像當年那樣是衛生負責人。”

    奶奶看到他的時候哭了,只幾年,奶奶努力改造,天不亮就去掃街。吃了早飯就去參加街道上辦的“專政學習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史鐵生想幫奶奶去干,可奶奶事事要強,不肯。奶奶成分不好,從來不能值班。有一天晚上,看是沒了辦法,找來了奶奶,史鐵生當然還是要幫奶奶去值,奶奶也當然還是不肯,晚上卻還是有人接班,奶奶在史鐵生踩背的時候哭了。1975年,奶奶腦溢血在一個夜里走了。史鐵生在這個新社會,在任何場合,都敢承認自己是奶奶帶大的。而奶奶,無論是否變成了那一顆星星,都會一直愛著新社會,看著新社會。

    為什么是星星而不是月亮?因為月亮被天狗吃了?也對。因為星星夠小,每個人都太渺小,小到世界變化幾千億年,一個人的存在與否誰知道。沒有了司馬遷,也總會有另一個什么人寫出《史記》,沒有了梵高,也總會有另一個人把星空畫得暢想與完美,時間不是問題。該有的總會有的,這其實也很像是否有靈魂的命題一樣,是不可證其無的。因為小,宇宙那么大,才能容下更多的星星,最終逃不過“我”還是“我們”的問題,連死亡也一樣。



    史鐵生總是在不知不覺地回憶著過去。

    “近些年我常記起一道墻,碎磚頭壘的,風可以吹落磚縫間的細土。那墻很長,至少在一個少年看來是很長,很長之后拐了彎,拐進一條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處有一盞街燈,緊挨著往前是一個院門,那里住過我少年時的一個同窗好友。叫他L 吧。L 和我能不能永遠是好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度形影不離,我生命的一段就由這友誼鋪筑。細密的小巷中,上學和放學的路上我們一起走,冬天和夏天,風聲或蟬鳴,太陽到星空,十歲也許九歲的L 曾對我說,他將來要娶班上一個女生(M )作老婆。L 轉身問我:“你呢,想和誰?”我準備不及,想想,覺得M 也確是漂亮。L 說他還要掙很多錢。“干嘛?”“廢話,那時你還花你爸的錢呀?”少年間的情誼,想來莫過于我們那時的無猜無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愛的東西送給L 。是什么,已經記不清。可是有一天我們打了架,為什么打架也記不清了,但絲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 要回了那件東西。

    老實說,單我一個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幾個當時也對L 不大滿意的伙伴指點我、慫恿我,拍著胸脯說他們甘愿隨我一同前去討還。就去了。走過那道很長很熟悉的墻,夕陽正在上面燦爛地照耀,但在我的印象里,走到L 家的院門時,巷角的街燈已經昏黃地亮了。不可能是那么長白墻,只可能是記憶作怪。

    站在那門前,我有點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極盡動員和鼓勵,提醒我:倘調頭撤退,其可卑甚至超過投降。我不能推卸罪責給別人:跟L打架后,我為什么要把送給L東西的事告訴別人呢?指點和慫恿都因此發生。我走進院中去喊L。L 出來,聽我說明來意,愣著看我一會,然后回屋拿出那件東西交到我手里,不說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結束總是非常簡單,咔嚓一下就都過去。

    我和幾個同來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燈下分手,各自回家。他們看看我手上那件東西,好歹說一句“給他干嘛”,聲調和表情都失去來時的熱度,失望甚或沮喪料想都不由于那件東西。”

    或許因為這件事,史鐵生對于墻總是有或多或少的恐懼。或許是因為他搗的亂太多。

    記得那地曾有一面紅磚短墻,我們一群八九歲的孩子總會攪擾墻里那戶人家的安寧,攀上一棵小樹,扒著墻沿央告人家把我們的足球扔出來。那面墻應該說藏得很是隱蔽,在一條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寬度很適合做我們的球門,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們的球場,球難免是要踢向球門的,倘臨門一腳踢飛,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墻里去。我們扒著墻頭千般央告萬般保證,揪心著陽光一會比一會暗淡,“球癮”便又要熬磨一宿了。終于一天,那足球學著籃球的樣子準確投入墻內的面鍋,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樹去看時,雪白面的面條熱氣騰騰全滾在煤灰里。正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足球事小,我們乘暮色抱頭鼠竄。幾天后,我們由家長帶領,以封閉“球場”為代價才換回了那只足球。”

    小時候的史鐵生總是哭鬧著不肯進幼兒園,因為他不知道墻的那一方到底存在著什么。

    墻,并不是邊界,而是視界。看起來,墻的內外已經被分隔,不再是一體的,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只是我們看不到罷了。就像史鐵生所說,墻的確形成了一種“恐懼”,但是不如說,墻代替了我們的恐懼。墻自古以來都被作為邊界、界限的象征,墻在守護著墻內的人民,其本質更是給墻內人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

    史鐵生又說,對他小時候來說,墻是災難。墻是災難是因為未知代表了恐懼,而恐懼的對象則是災難。就像《冰與火之歌》中所寫的絕境長城是為抵擋北方的災難而修建的。人們出于對災難的恐懼,往往首先會選擇逃避,而逃避的最好方式就是封閉自己或者封閉災難,墻在災難面前起到了隔離和保護的作用:隔離災難,保護自己。許多人遇到災難都會優先選擇躲避,自然就衍生為把自己與災難相隔離。所以與其說墻是災難,不如說墻內禁錮著我們所恐懼的災難,而墻是一種象征,警醒著我們遠離所恐懼的東西。




    史鐵生寫了很多文章,獲過很多獎。但他沒寫過詩,沒寫過小說,他總是在寫散文,而且總是回憶錄風格的散文。寫了這么多年,史鐵生自己也說不清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的界定并非像理科一樣明確,一個命題只因少了一個限制甚至一個字就從真跨入了假。他只是有必要的指標,你有了指標,隨你怎么折騰,不過是創造的途徑不同。藝術就是這樣,不該有太多的條條框框,界限朦朧,包羅萬象,才能接納更多,發展更多。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見是:沒法說它是什么,只可能說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論的事物之外,準確說,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論之外。在白晝籌謀已定的種種規則籠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著一些無家可歸的思緒,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寫出來是,不寫出來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種規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說它從不停留,惟行走是其家園。它終于走到哪兒去誰也說不清。我甚至有個近乎促狹的意見:一篇文章,如果你認不出它是什么(文體),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該把它弄成史詩還是做成廣告,你就把它寫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們夸獎你寫的是純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進某種定論之內了。

    小說呢?依我看小說走到今天,只比散文更多著虛構。”

    或許,若不是為了謀生,史鐵生根本就不會當作家。他不用寫小說,小說都是虛構的,存在的意義不過是給了作者第二次生命,讓他以另一個身份,在另一個時空重活一次。史鐵生不用,上帝已經給了他很多次生命。“寫,真是個辦法,是條條絕路之后的一條路。”




其實史鐵生開始了寫作生涯真的是很久以后,1972年,治療結束之時即輪椅生涯開始之日。1974年,他到某街道工廠做工。1981年,因患腎病回家療養,后從事寫作。史鐵生每周都要去做三次透析。

    那時,史鐵生經常一個人去地壇公園,一坐就是一整天,看著身邊的人。我不知道那時的地壇公園是否已經種滿了銀杏樹,或許那時還是一個掉了漆的紅墻綠瓦,夏天綠草如茵,冬天白雪皚皚,從未有過滿地金黃的破舊公園。

    “‘園墻在金晃晃的空氣中斜切下—溜蔭涼,我把輪椅開進去,把椅背放倒,坐著或是躺著,看書或者想事,撅一杈樹枝左右拍打,驅趕那些和我一樣不明白為什么要來這世上的小昆蟲。’‘蜂兒如一朵小霧穩穩地停在半空;螞蟻搖頭晃腦捋著觸須,猛然間想透了什么,轉身疾行而去;瓢蟲爬得不耐煩了,累了祈禱一回便支開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樹干上留著一只蟬蛻,寂寞如一間空屋;露水在草葉上滾動,聚集,壓彎了草葉轟然墜地摔開萬道金光。’‘滿園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長弄出的響動,悉悉碎碎片刻不息。’這都是真實的記錄,園子荒蕪但并不衰敗。”

    “園子荒蕪但并不衰敗”——在我看來,“荒蕪”的,不光是園子,更是他殘廢的腿;他是否因此而自卑,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自信的,他“并不衰敗”。

    我們都忙著“生存”——如何活,對的;而有的人則已經忙著怎樣活了:“剩下的就是怎樣活的問題了,這卻不是在某一個瞬間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夠解決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終生的魔鬼或戀人。”我們是否也會問自己,怎樣活呢?人們總會去想這個問題,似乎這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一樣,而這天賦,到底是詛咒,亦或是祝福呢?

    “去默坐,去呆想、去推開耳邊的嘈雜理一理紛亂的思緒,去窺看自己的心魂”:這便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了——其載體就是地壇。可以說,因為地壇,史鐵生才是史鐵生。本·奧克瑞在《饑餓的路》中寫道:“生活把你放在哪里,你便要在哪里生長”。史鐵生被放在這園子中,也就有了他筆下的“譬如祭壇石門中的落日,寂靜的光輝平鋪的—刻,地上的每一個坎坷都被映照得燦爛;譬如在園中最為落寞的時間,—群雨燕便出來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蒼涼;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腳印,總讓人猜想他們是誰,曾在哪兒做過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兒去了;譬如那些蒼黑的古柏,你憂郁的時候它們鎮靜地站在那兒,你欣喜的時候它們依然鎮靜地站在那兒,它們沒日沒夜地站在那兒從你沒有出生一直站到這個世界上又沒了你的時候;譬如暴雨驟臨園中,激起一陣陣灼烈而清純的草木和泥土的氣味,讓人想起無數個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風忽至,再有一場早霜,落葉或飄搖歌舞或坦然安臥,滿園中播散著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是啊,就是在這個園子里,他生長起來了,像一棵倔強的松樹從石縫中生長起來一般,他生長起來了;他成為了這個園子的一部分,而這個園子也成了他的一部分。

    法國有一句諺語是這樣說的“Voir la vie en rose”,意為把生活看做玫瑰——足見法國人之浪漫;但玫瑰終究是玫瑰,而玫瑰終究有刺。他的車轍印在園子中的每一寸土地,他也歷盡了園中每一處美景,卻無意中將巨大的“難”帶給了他的母親。

    然而當他意識到母親的“難”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不在了,他也終于意識到了,印在地壇每一寸土地的,不光是自己的車轍,還有母親的腳印。這對他而言,無疑是個十分沉重的打擊。或許他又重新思考怎樣去活,或許我們也應該想想怎樣去活。

    “你說,你看穿了死是一件無需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便決定活下去試試?是的,至少這是很關健的因素。為什么要活下去試試呢?好像僅僅是因為不甘心,機會難得,不試白不試,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試一試不會額外再有什么損失。說不定倒有額外的好處呢是不是?”他,就是這樣活著。

    活著!這兩個字有著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我心中,他,就是這兩個字最好的詮釋。

    “一個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我們不得不佩服史鐵生的勇氣和坦然。為何會出生?出生后為何要嘗盡苦痛,也逃不過歸去,這是史鐵生思考了二十年的事。他看盡了人來人往,花開花落,漸漸以理性面對痛苦。他把生命歸結于上帝給的事實,把死亡當作上天注定的結果。他不急于求成,也必然會降臨,布局死亡,釋然死亡。

    “我常以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為是愚氓舉出了智者。我常以為是懦夫襯照了英雄。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這其實就是公平的。不可怨不可悔。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許諾,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維,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難的時候可以領受。




    史鐵生搬了家之后,一直認為地壇是自己寫作的零度。

    “寫作的零度”,當然不是說清高到不必理睬紛繁的實際生活,潔癖到把變遷的歷史虛無得干凈,只在形而上尋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謎面變化多端,謎底卻似亙古不變,繽紛錯亂的現實之網終難免編織進四顧迷茫,從而編織到形而上的詢問。人太容易在實際中走失,駐足于路上的奇觀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兒,倘此時靈機一閃,笑遇荒誕,恍然間記起了比如說羅伯·格里葉的《去年在馬里昂巴》,比如說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歸了“零度”,重新過問生命的意義。

    零度,這個詞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還有著如下兩種意思:一是說生命本無意義,零嘛,本來什么都沒有;二是,可憑白無故地生命他來了,是何用意?虛位以待,來向你要求意義。一個生命的誕生,便是一次對意義的要求。荒誕感,正就是這樣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誕,要善待它。不信等著瞧,無論何時何地,必都是荒誕領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難。

    史鐵生還是每天淡淡回憶著自己的過往,梁實秋先生還是懷著所有的溫暖寫下“你走,我不送你;你來,無論多大風多大雨,我去接你。”徐志摩先生還是提筆就能寫下“一生至少該有一次,為了某個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結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經擁有,甚至不求你愛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華里,碰到你。”所有人都說徐先生是風流倜儻的一代才子,翻滾于紅塵。其實梁實秋先生寫過徐志摩:他飲酒,酒量不洪適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爾打麻將,出牌不假思索,揮灑自如,談笑自若;他喜歡戲謔,從不出口傷人;他飲宴應酬,從不冷落任誰一個。這些是小情懷嗎?其實也不是。

    情懷的大小并不由一個人的激進程度決定。《一代宗師》中葉先生和宮寶田掰餅的時候,說:“世界之大,豈止南北?如果拳有南北,又何必南拳北傳?”這是大情懷。唐伯虎官途不順之時,在桃花庵里,桃花樹下飲酒作詩“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識武林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失意才子詩歌放蕩,雖有不得志的牢騷之意,但這牢騷借桃花發得漂亮,叫后人只聽得才子風雅,遮掩了心里的酸楚。這是大情懷。

    佛說;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葉一如來,一砂一極樂,一方一凈土,一笑一塵緣,一念一清靜。

    大愛大情懷,不是刻意歌頌自己的偉大,為民族的安危而奮顧不身跳進火海。真正的大情懷在心里,是在平和的時候看到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從小見大從無見有,堅持該堅持的,放棄該放棄的;在危難的時候,努力救贖,心中保有凈土。



    1998年,史鐵生被確診為尿毒癥,需隔日透析以維持生命,其經費主要由中國作家協會和北京市政府負擔。

    “現在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里,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時候它就會站起來。對我說: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說。但不管是什么時候,我想我大概仍會覺得有些倉促,但不會猶豫,不會拖延。”

    那時的史鐵生已經不再糾結會不會活下去的問題,更不會糾結自己該不該去死。他的一生已經有很多驚喜了,1980年腎衰初發時,他就問過大夫:“鄙人刑期尚余幾何?”大夫說:“閣下爭取再活十年。”那是開玩笑的口吻,卻不是開玩笑的答案——問答就此打住,轉移了話題。但現在來看,十年如今已大大超額了。

    “你輕輕地走,正如你輕輕地來。”徐志摩寫這句話的時候是多么的痛不欲生,卻被史鐵生讀出了一種淡然。那時的史鐵生已經不在意死了,死,從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人是一點一點死去的,先是這兒,再是那兒,一步一步終于完成。就像史鐵生現實癱瘓,然后腎衰,然后尿毒癥。

    “這就是說,我正在輕輕地走,靈魂正在離開這個殘損不堪的軀殼,一步步告別著這個世界。這樣的時候,不知別人會怎樣想,我則尤其想起輕輕地來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變幻的陽光,想起一方藍天,一個安靜的小院,一團撲面而來的柔和的風,風中仿佛從來就有母親和奶奶輕聲的呼喚……不知道別人是否也會像我一樣,由衷地驚訝: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兒去了?”

    往日去哪了?往日過去了。在人們永遠追不回去的破舊里,在之前,或是之前的之前。在心里,在夢里。

    對史鐵生而言,開端,是北京的一個普通四合院。他站在炕上,扶著窗臺,透過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陽光明媚。近處是一排綠油油的榆樹矮墻,遠處有兩棵大棗樹,棗樹枯黑的枝條鑲嵌進藍天,棗樹下是四周靜靜的窗廊。與世界最初的相見就是這樣,簡單,但印象深刻。復雜的世界尚在遠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時間四周竊笑,看一個幼稚的生命慢慢睜開眼睛,萌生著欲望。

    史鐵生的奶奶和母親都說過:你就出生在那兒。

    生史鐵生的時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見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著為他準備的鋪蓋淌著雪走進醫院,來到產房的窗檐下,在那兒站了半宿,天快亮時才聽見他輕輕地來了。母親稍后才看見他來了。奶奶說,母親為生了那么個丑東西傷心了好久,那時候母親年輕又漂亮。這件事母親后來閉口不談,只說他來的時候“一層黑皮包著骨頭”,她這樣說的時候已經流露著欣慰,看他漸漸長得像回事了。但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小小的史鐵生蹣跚地走出屋門,走進院子,一個真實的世界才開始提供憑證。太陽曬熱的花草的氣味,太陽曬熱的磚石的氣味,陽光在風中舞蹈、流動。青磚鋪成的十字甬道連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塊均等的土地,兩塊上面各有一棵棗樹,另兩塊種滿了西蕃蓮。西蕃蓮顧自開著碩大的花朵,蜜蜂在層疊的花瓣中間鉆進鉆出,嗡嗡地開采。蝴蝶悠閑飄逸,飛來飛去,悄無聲息仿佛幻影。棗樹下落滿移動的樹影,落滿細碎的棗花。青黃的棗花像一層粉,覆蓋著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聲音,有些縹緲不知所在的聲音——風聲?鈴聲?還是歌聲?說不清,很久他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聲音,但他一走到那塊藍天下面就聽見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經聽見他了。那聲音清朗,歡欣,悠悠揚揚不緊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喚,執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尋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他邁過高高的門檻,艱難地走出院門,眼前是一條安靜的小街,細長、規整,兩三個陌生的身影走過,走向東邊的朝陽,走進西邊的落日。

    東邊和西邊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連接著什么,唯那美妙的聲音不驚不懈,如風如流……

    他永遠都看見那條小街,看見一個孩子站在門前的臺階上眺望。朝陽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點,他閉上眼睛,有點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睜開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兩個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過……幾只蜻蜓平穩地盤桓,翅膀上閃動著光芒……鴿哨聲時隱時現,平緩、悠長,漸漸地近了,噗嚕嚕飛過頭頂,又漸漸遠了,在天邊像一團飛舞的紙屑……這是件奇怪的事,他既看見他的眺望,又看見他在眺望。

    如果一個人的記憶也像金魚一樣,那生活就沒有痛苦了,也就沒有什么快樂。畢竟快樂和痛苦都總是在回憶中才能感受到,其實當一個人想知道某件事忘記了沒有的時候,他記得卻愈加深刻。沒了記憶,就沒了所想所念,那也就沒有夢了。

    曾有人說:你夜晚夢到的那個人,他一定在失眠。這其實是一個挺美好的故事,在一個輾轉反側的夜里,你銘銘地望著天花板,想著有個人在夢里遇到了你。也有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苦苦思尋,只好在夢里善始善終。夢是午夜的靈魂。沒了夢的午夜,就好像沒了太陽的白天,沒了魚的河水,沒了鳥的森林,沒了膠片的相機。

    “白晝是一種魔法,一種符咒,讓僵死的規則暢行無阻,讓實際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晝的魔法之下扮演著緊張、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談舉止一切思緒與夢想,都仿佛被預設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靜中自由的到來。”

    這一切,都在夢中。史鐵生的軀體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輪椅中,但他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脫離開殘廢的軀殼,脫離白晝的魔法,脫離實際,在塵囂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聽所有的夢者訴說,看所有放棄了塵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曠野中揭開另一種戲劇。風,四處游走,串聯起夜的消息,從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晝忽略了的心情。

    黎明時一束光線悄悄照進窗欞,照進房里,照在窗邊。在天亮慢慢地說聲晚安,對那午夜游走的自由靈魂。


十一


史鐵生先生應該是一個做夢很多的人,有時或許還在做白日夢。他開始設計自己的來生:聰明、漂亮和一副好身體。還要降生在一個好地方。在周圍人看來,這完全是滿紙荒唐言,但想一想,不傷身不礙事,無妨。

    為什么要聰明、漂亮、一副好身體?因為這樣美好的事物,總是多多益善的。我們總是喜歡美,排斥丑,喜歡好,排斥壞。有些不公平是無法用言語解釋的,有些人是天生不美的,卻深得他人喜愛,是因為個人魅力太大。他的無數磨礪,使他的靈魂足夠有深度,足夠堅強。無法否認,人們也是喜歡深刻,排斥淺薄。人生來是平等的,每個人都一樣,每個人或多或少的有著優于別人的特質。或許史鐵生成功的原因就在此,在殘破的“史鐵生”里面,有一個很強大的史鐵生。

    史鐵生其實并沒有做白日夢,他只是給自己或給“你”創造了一個童話。他說得對:童話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他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嚴酷的世界,那時只怕它太嬌嫩。童話總是停在了最美好的時候,坐著突然間剎住筆,不再繼續。再繼續,就走進了現實生活。就像《皇帝的新裝》里面一樣,已無法想象皇帝光著身子游行之后的結局,你無法想到,作業也寫不出來,剩下的是一陣空白和無可置疑的荒誕感。

    有人說史鐵生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流露了一點譏諷,仿佛這全是出于他的自娛甚至自欺。但史鐵生頗不以為然,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他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并不能使其強大。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這才不斷。欲其強大,舍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十二

    怕是死神已經快向他揮手了,他經歷的也夠多了。他寫下了人生最后的感悟:我想,上帝為人性寫下的最本質的兩條密碼是:殘疾與愛情。

    殘疾已經不想再多說,就借用史鐵生自己講的來說明吧。

    “殘疾,就這么來了,從此不走。其實哪里是剛剛來呀,你一出生它跟著就到了,你之不能(不止是不能走)全是它的業績呀,這一次不過是強調一下罷了。對某一鐵生而言是這樣,對所有的人來說也是這樣,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它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它如影隨形地一直跟著我們,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話要說?

    它首先想說的大約是:殘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兒?

    還以史鐵生所遭遇的為例:不,它不疼,也不癢,并沒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給行動帶來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輪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語和唇讀),你一樣可以活著,可以找點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這只證明了活著,活成了什么還不一定。像一頭勤勤懇懇的老黃牛,像風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幾十年如一日地運轉就像一塊表……我懷疑,這類形容肯定是對人的恭維嗎?人,不是比牛、樹和機器都要高級很多嗎?'栗子味兒的白薯'算得夸獎,'白薯味兒的栗子'難道不是昏話?

    人,不能光是活著,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產力和非凡的忍受力為榮。比如說,活著,卻沒有愛情,你以為如何?當愛情被詩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時候(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卻有一些人活在愛情之外,這怎么說?而且,這樣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當,被默認,了不起是在嘆息之后把問題推給命運。所以,這樣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進入,而是不能進入,或者不宜進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寫在紙上,有時寫在臉上,更多的是寫在心里。常常是寫在別人心里,不過有時也可悲到寫進了自己的心里。”

    愛情也不太了解。但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認真探討了殘疾人的愛情。

史鐵生生前與妻子陳希米的合影

    殘疾,并非殘疾人所獨有。殘疾即殘缺、限制、阻障。肉身生來就是心靈的阻障,否則理想由何產生?殘疾,并不僅僅限于肢體或器官,更由于心靈的壓迫和損傷,譬如歧視。歧視也并不限于對殘疾人,歧視到處都有。歧視的原因,在于人偏離了上帝之愛的價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會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惡樹上的果實使人與人的差別醒目起來。榮耀與羞辱之下,心靈始而防范,繼而疏離,終至孤單。心靈于是呻吟,同時也在呼喚。呼喚什么?比如,殘疾人奧運會在呼喚什么?馬丁·路德·金的夢想,在呼喚什么?都是要為殘疾的肉身續上一個健全的心途,為隔離的靈魂開放一條愛的通路。殘疾與愛情的消息就這樣縈縈繞繞,不離不棄。真正的進步,終歸難以用生產率衡量,而非要以愛對殘疾的救贖來評價不可。

    為什么殘疾人不能有愛情?這似乎是最容易被默認,視為正當的歧視。殘疾人的愛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個原因,是性功能障礙。他行嗎?每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盡管它很媚俗。其實我也問過這種問題,霍金為什么還能生孩子。

     但性功能障礙并不代表不能有愛情。愛情不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孫滿堂而不識愛為何物,卻不可以比翼雙飛終不下蛋。

    愛是靈魂上的,性是肉體上的。如果有人問,性重要還是愛重要?你一定覺得這個人下流無比。但如果有人問,柏拉圖式愛情重要還是伊甸園之愛重要,這顯然就要考慮一下。其實兩種問法并無區別,只是儒家思想還是無法接受一個文字太過直面的撞擊感而已。沒有人能一生談一場柏拉圖式戀愛,除非是他不能,而非他不想。

    現實是人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實,因而偏離了上帝之愛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會價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瀟灑),以及物質的擁有。若非這樣的現實,愛情本不必特別地受到贊美。倘博愛像空氣一樣均勻深厚,為什么要獨獨地贊美它的一部分呢?但這樣的現實并未如愿消散,所以愛情脫穎而出,擔負起性的理想。它奮力地拓開一片晴空,一方凈土,無論成敗它相信它是一種必要的存在,一種象征,一路先鋒。它以其在,表明了亙古的期愿不容廢棄。

    博愛是理想,而愛情,是這理想可期實現的部分。因此,愛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義,它就像上帝為廣博之愛保留的火種,像在現實的強大包圍下一個諦聽神喻的時機,上帝以此危險性最小的一對一在引導著心靈的敞開,暗示人們:如果這仍不能使你們卸去心靈的鎧甲,你們就只配永恒的懲罰。


十三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宣武醫院去世。據其生前遺愿,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器官捐獻給醫學研究,12月31日凌晨6時許,其肝臟移植給天津的一位病人。


    他做到了“輕輕地來,輕輕地走。

    作者: 王心予 薛辰瑞  張翊軒  《當春》2015年02期

    我的地壇——史鐵生








讓“死”活下去






史鐵生妻子陳希米致史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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