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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的媽媽——孫立哲

發布日期:2018年04月14日   發稿人:admin   作者:孫立哲    來源:本站原創    閱讀:次   字體   保護視力色:       
懷念我的媽媽
孫立哲


孫立哲


     作者小傳: 孫立哲,原名孫立喆,1964年考入清華附中,與著名作家史鐵生同學并成終生好友。1969年初到陜西延川插隊,自學成才成為赤腳醫生,是當年風靡全國的傳奇人物。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1982年春赴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留學,1982年秋天,考入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和博士后學位。

史鐵生筆下的“法學教授的夫人”走了 
      單憑一份善良活出人生精彩


1943年前后的母親 

    媽媽長期打坐修煉,沒有病,就是吃得少沒有力氣。10月5日因為卡了一口反流的食物急診住院,到了醫院已經沒有癥狀了。我6日去見媽媽,她坐在那里精神很好。我逗她:“是不是不認識我是誰了?”她說:“你是我的兒子。”我大笑一陣,隨后把立謙從機場接來照顧媽媽,我按計劃去歐洲參加畢業典禮。

    沒想到,剛到布魯塞爾下飛機就接到立謙和侄子明明的電話,媽媽病危!細問才知道,住院醫生看到***血鈉值偏低,竟然從靜脈給媽媽50多斤體重的身體輸入了1900多毫升鹽水,這是她平常每日食鹽量的大約50倍!引起急性肺水腫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我電話告訴住院醫師千萬不要再輸液體,肺水腫會加重。他說現在血壓降低,循環不足,必須繼續多輸鹽水。不知又繼續輸了多少……

剛剛出道的醫生造成可怕的醫療事故,上級醫生發現時已經無力回天。

孫立哲在重癥監護室陪伴母親 

    我10月9日回到母親身邊,她已經帶上呼吸機不能說話了。身體里注入的鹽實在太多了,口渴缺水,她在本子上用鉛筆寫大大的“水”字。

    媽媽終于在10月14日走了。媽媽走得讓人猝不及防,她最后和我說的一句話是:你是我的兒子。

    不能忘了親人的恩情,能幫就幫啊!

    媽媽寵我。她曾和我說,媽媽生第一個孩子不懂如何教育,經常照著老一輩人管教孩子的方法,不打不成材,打你哥哥的嘴巴子,結果打得他只會念書不敢出頭。我兩歲的時候媽媽揚手要打我,我不知她只是嚇唬,結果高高舉起洗衣板向她砸過去。她抬頭看見我瞪著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大驚,小心賠了許多好話,以后見人就說,這孩子性格剛烈,不能惹。結果,我一生沒有挨過母親一次打。

    媽媽從小保護我的好奇心。我說要當數學家,她說好啊你當吧。我看見鄰居唐虔自己做天文望遠鏡,就說長大要當天文學家,她說好啊你當吧。我看見同學張勵生做了上好的彈弓真把鳥打下來了,我說我要當修鞋匠,皮子可以做彈弓,媽媽猶豫了一下說,修鞋算了,還是修收音機吧。于是買了一個礦石收音機讓我拆裝。她鼓勵我在各方面的興趣,幾乎從來不強迫我做我不喜歡的事情。母親的寵愛造就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一生感謝母親。

母親與父親于1943年成婚  

    ***善良滲透在生活的細節里。父母家里都是大家庭,親戚大都是農村人,就出來父親這么一個教授。我懂事的時候正是50年代,記得媽媽天天念叨著日子等著發薪水,發薪水這天,就到郵局給父親這邊的親戚匯錢,沈陽、大連、內蒙古等地都有。

    發薪后的第一個星期天媽媽照例會帶著我去城里鍛庫胡同18號,看年邁的姥姥和瘦弱氣喘的七姨。每次去總是帶著吃的,帶著用的,帶著錢。媽媽說: 姥姥沒有收入,一直要養到老。七姨夫是人力車夫,得過結核病沒有力氣,常常不能出車,拉不來錢。家里窮,培新姐學習好也念不起大學,要幫啊。我看著媽媽悄悄地把15元錢給姥姥,用一個舊手帕包起來,放在姥姥大襖內面一個專門縫制的口袋里。還定期資助和姥姥住在一個炕上的鐘玲表姐,她說鐘玲的媽媽九姨從小帶我,抗日期間流亡到昆明,五姨和五姨父留我住在家里又幫我找了工作,不能忘了親人的恩情。

母親與幼時的大哥在昆明

    鍛庫胡同18號是個老北京傳統的四合院,三進院雜住了十幾家人,都是窮人。姥姥住在進院左手一個走道邊的小屋里,沒有窗子,黑洞洞的進去要揉一陣眼睛才看得見一條土炕一口水缸。媽媽每次都帶我和姥姥擠在炕上一起睡,被子上一股濃重的霉氣,現在想起來味道還躥在鼻子里。七姨一家三口住在一個小耳房里,門口一輛碩大的人力洋車,進門是一張八仙桌和一條炕。拐角有個放雜物的空間,也能放一張小床,里面有佛龕香爐。媽媽信佛,去了先燒香。

    七姨夫個高人兇,出車拉不回錢就罵人,有時還打我姨。全家都看他的臉色。每次大門外車輪響七姨就緊張,趕緊拿爐子上的開水壺往老式的高裝圓形的茶壺里沏水,茶壺嘴和瓷茶杯都缺口破損。媽媽每次帶我進城都先去王府井茶葉店,買二兩或者三兩花茶。媽媽賠著笑叫姐夫,把茶遞上去,七姨夫見了臉上就有點笑容,說這幾天不喝高末兒喝春浦的茶葉。聽說隨后幾天罵七姨就少點兒。

1960年春,親戚們穿上最好的衣服在鍛庫胡同18號門口合影 

    我最喜歡看七姨夫拆綁腿,長布條一圈一圈褪下來,右腿肚子上露出碗大一團青筋。我問這是什么?七姨夫說這是我的財神爺,掙錢全靠它。學了醫才知道其實是嚴重的靜脈曲張。七姨夫喝茶的坐姿也有派頭,左腿腳著地,右腿蜷曲起來把腳蹬在椅子上,供著“財神爺”。

    她心軟,見不得別人有困難,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錢給出去

    媽媽沒上過大學,算術不好,每天早上醒來先躺在床上算賬。口中念念有詞,怎么這個月錢又不夠了,就讓我幫著算。其實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她心軟,見不得別人有困難,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錢給出去。幫了別人,只好自己緊著過日子,到了月底還要和鄰居朋友借錢度日,發了薪水趕快還上,然后又接著和我討論下個月的預算。

    家里每個月現金入不敷出,長期沒有錢買新自行車,父母的自行車都是老舊的。我看著別的孩子滑冰,磨了兩年,才花6塊錢在寄賣部給我買了一雙舊冰鞋。

1991年,母親陪父親在美國 

    媽媽在家實施統一領導,父親完全沒有財權,工資拿回來原樣上繳,唯一抽煙用點錢。困難時期三級以上教授憑證每個月可以買兩條牡丹煙或鳳凰煙,媽媽嫌貴,經常降格只許爸爸買大前門或光榮牌香煙。爸爸好面子,把次煙拿出來裝在好煙盒子里,后來干脆買了一個金屬煙盒,好煙次煙各占半邊,給同事朋友敬煙時拿好煙,自己抽次煙。有一次爸爸的老師,交大電機系主任嚴俊來清華看望爸爸,父親向媽媽申請5元錢想請老師在成府小飯館吃一頓飯,媽媽堅決不同意,說現在哪有錢下館子,讓他來家里我做炸醬面。爸爸在老師面前無法做人,這個事情一生中說了多次。

    60年代初中國經濟嚴重困難,東北農村的大姑和老姑都來清華投奔父親。沒有糧票,只好每天凌晨在清華南門外買高價的兩面饅頭或燒餅,每人限購兩個。我大早起來先不上小學校,和姑姑們一前一后拉著衣襟在寒風中排長隊,我也算一個人頭買兩個饅頭。家中糧食不夠,爸爸拿起鐵锨帶著我去圓明園收過的白薯地里再深挖一遍,俗稱“倒白薯”,碰運氣挖出薯須子蒸了吃。還用尿當肥料養小球藻喝,據說有營養。

    就在這種自顧不暇的艱苦條件下,媽媽仍然全力幫助親友。有一天回家,我看見床上一個小盆里有三十幾個雞蛋。那時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流行浮腫病,雞蛋絕對是稀罕吃食。原來是媽媽用糧票偷偷在黑市中換來的。媽媽把雞蛋在床上擺出四小堆,一會兒又變為三小堆,最后變成一大堆一小堆。媽媽口中念叨,你爸爸和你們孩子還有機會吃,七姨怕是快吃不上了。我們周末帶著雞蛋去鍛庫胡同,給姥姥留了幾個,剩下的都給了七姨。

    七姨咳嗽吐了血,瘦得厲害沒有精神說話。請來中醫,說要吃中藥,必須新鮮蜂蜜做藥引子。那年頭哪能弄到新鮮蜂蜜?!媽媽打聽到南苑農場可能有,帶著我坐長途汽車,又徒步很長時間,越走越荒涼,終于找到好心人,求情說好話,買來一小瓶蜂蜜。治了一段時間病還不見好,媽媽帶七姨去協和醫院做了氣管鏡檢查,診斷為肺癌。西醫說沒治了,中醫說麝香能治。媽媽又到處淘換麝香,終于輾轉從東北搞到一個完整的麝香孢子。我陪著媽媽最后一次看見七姨時,她已經完全是皮包著一堆骨頭,頭朝里躺著,肩胛骨下方頂出來一個大腫瘤。

    父親回家傷心落淚,說“咱家孩子連個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給自己家留點錢吧”

    1970年秋天媽媽得到通知,讓她帶著12歲多的弟弟立謙去江西農場。我從陜北回京相送。臨行前,媽媽說咱們去看舅舅。到了首鋼醫院,舅舅躺在一間大病房的一張床上,脖子上貼著紗布,身體明顯消瘦。媽媽趕快帶著我去問醫生。醫生先問是不是直系親屬,之后板著臉說:肺癌,鎖骨上淋巴結轉移。又加上一句,剛才接到通知,這個人政治有問題,今天出院回家吧。***眼淚登時就下來了。那時,癌癥是不治之癥,淚水不停地在她臉上流。最后她和姐姐商量,讓我再到酒仙橋醫院見習。

    聽說北京軍區262醫院出了治癌的新藥,我和榮光表哥帶舅舅去看,沒想到進了大院先要在一張桌子上登記出身,出身不好不得就診。我說就填職員成分吧,舅舅總是會計呀。表哥嚇得連說不行,這不等于是欺騙組織嗎?最后,只好在門口央求別的病人幫助多買點藥,勻給舅舅幾盒。我在蘋果園舅舅家開始給他治療,成為專職的“家庭醫生”。連續三個月,幾乎每天從酒仙橋醫院倒三次公共汽車到石景山,從醫院里偷偷帶出消毒好的大注射器和長針頭輪換著抽出舅舅的胸水,再把中藥針劑打進他的胸腔,第二天一大早我再把針管還回醫院。舅舅舅媽帶著小女兒榮寧,天天晚上盼著我進門。我眼看著抽出的胸水從黃色變為淡紅色,又變為濃稠的血色。舅舅于1971年2月6日在我的懷中去世。

    “文革”前夕,姥姥在鍛庫18號滑了一跤,安然去世。媽媽說,幸虧沒趕上“文革”,否則要受大罪。“文革”以后,七姨夫在房子后面的佛龕前上了吊,表姐培新中專畢業嫁了人,鐘玲表姐與一位外地軍人結婚遠行。鍛庫胡同18號里曾經的笑聲和孩子們的打鬧聲,還有親人們相互關切的親情與期盼,逐步消失在歷史的迷茫里。

    媽媽熱心在外面幫助親友,外松內緊家中經濟困頓不被外人知。1961年搬入清華17公寓,糧食定量,飯票菜票鎖在抽屜里貴若生命。每天只許買定量饅頭和玉米糕,不許買糖三角,因為每個要加三分錢菜金。我看鄰居方勝吃糖三角,饞得不行,就在媽媽開抽屜時偷走了一些飯票菜票。中午下學我和方勝邊走邊吃糖三角,突然抬頭看見爸爸騎車過來,我撒腿就跑,最后被父親逼在墻角問背后的手里藏的是什么!父親看到我手上不過是吃了一半的糖三角,回家傷心得落淚,和媽媽說咱家的孩子連個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給自己家留點錢吧。

    我四歲的時候,在新林院大操場看見一個窮人,冬天穿著單褲,上身臟兮兮的薄棉襖露出棉花,寒風中瑟瑟發抖。我問他為什么不多穿點衣服?他說我窮家里沒有。我想起每天睡前媽媽給我講的各種古人做善事的故事,就說,你等等我家有。跑回家把衣柜里爸爸的一件大衣和一個棉背心卷在一個大包袱皮里拖到操場給了那個人。那時衣服缺少極其金貴,爸爸上班回來第二天要進城,讓媽媽趕快找大衣。我偷偷告訴媽媽我送給沒有衣服穿的人了。媽媽說啊這還得了! 但是隨后決定掩護我,向爸爸編了謊話: 大衣借給同事了,你先穿棉襖進城吧。

    1962年從上海來了個30多歲的男人,爸爸說這是你三爺的兒子,叫叔叔。他們說話間我聽出來,七七事變以后關內、關外斷了交通,爸爸正在清華上大學沒有錢,串著學生宿舍賣郵票度日,眼看斷了頓。三爺賣了十三擔糧食換成銀元,托人冒著風險帶到北京供爸爸上大學。叔叔說現在上海供應緊張,國家發了工業劵連肥皂都買不到。我知道我家的抽屜里藏著好幾塊肥皂,就悄悄都給了他。媽媽回來知道了沒有說我,只是深深嘆了口氣,說咱家也要洗衣服啊。

    最后,媽媽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說:“為了這可憐的孩子你就忍著活下去吧”

    媽媽馬春浦1921年生在吉林省伊通縣農村,在家中排行最小,思想單純并對生活充滿激情和期待。七七事變后隨流亡學生逃到關內,千辛萬苦走到昆明后方,1943年在西南聯大與父親孫紹先結婚。父親留美歸國后全家一起回到北京清華大學,期待著參與新中國的建設,找到人生的價值,沒想到其后的日子卻充滿了動蕩。

    我記憶中的第一件事。是我大約兩歲時,睡夢中被家里嘈雜的叫喊聲吵醒:媽媽已經不在床上,屋里屋外飛跑著。接著是五姨的大嗓門呼叫和窗外奔跑的腳步響。媽媽前幾年講到這次危機:是1953年,清華大學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要求每個教授“脫褲子割尾巴”“洗澡”,在大禮堂上臺交代如何受到地主資本家的罪惡影響,輪流過關。

    其他教授大部分是資本家或者財產殷實的地主出身,說得出許多奢華生活的細節。每個人都竭力舉實例,于是紛紛過關。父親的入學表格上雖然填著地主成分,但是自18歲離開農村來北京上學再也沒回去,留下的記憶是放牛和念書,再就是記得我爺爺異常小氣,吃發霉的飯,生活艱辛。媽媽說,這樣寫哪能過關,就幫助父親整理其他地主出身的教授舉出的各種故事,加以啟發。父親不愿意瞎編,一直準備不出“割尾巴”、“洗澡”發言稿,長期失眠造成精神恍惚,找各種借口拖到1953年。這期間,清華化學系主任、留美博士高崇熙不堪上臺受辱,喝了氰化鉀數秒鐘斃命。

    爸爸實在推諉不過只好昏昏沉沉走上臺,沒說幾句,實在心里沒底,突然精神崩潰大放悲聲,邊哭邊喊:“我不配當教授,我要回家啊……”臺下肅然。“整風”積極分子一聲斷喝:“你不割尾巴回什么家?難道還要回地主的家?!”父親猛然清醒急中生智說:“我要回工人階級的家,我要到城里拉三輪車改造自己。”爸爸在大庭廣眾之下受到人格羞辱,找不到出路,不想再活下去,回家吃了大量安眠藥。在校醫院由謝文煥醫生洗胃救活之后,媽媽天天陪在邊上勸說,最后,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說,看看你這孩子,為了這可憐的孩子你就忍著活下去吧。

    經歷無數摧折終成清華傳奇

    陜北村子里的鄉親晚輩專程來京行禮

公寓樓周邊接二連三出事,父母在驚恐中度日如年

    “文革”期間,教授公寓樓經常有紅衛兵抄家,后來又陸續揪出許多人去“牛棚”勞改,打人和跳樓自殺的事件屢屢發生,爸爸嚇得抓緊學習,每天認真閱讀毛選和“紅寶書”。

    媽媽當時被政治運動整得精神高度緊張,思維混亂,回家發現父親在“紅寶書”上用鋼筆標上了英文字,馬上說這很像傳單上宣傳的現行反革命事件。對爸爸說,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你的話怎么敢和領袖的話寫在一起!爸爸聽了大驚,不知所措,一夜無眠。第二天蒙蒙亮,沖出家門要向校衛隊自首。媽媽追出去把爸爸拉回來,說現在哪里還有校衛隊?都是紅衛兵啦。你去自首就是現行反革命,孩子還怎么活下去!爸爸找不到出路又不敢燒《紅寶書》。媽媽說燒《紅寶書》肯定是大罪,毀滅證據是罪上加罪。

    爸爸大約一周時間無休無眠,在家里坐不住,從里屋走到外屋,從外屋走到里屋,思想打架內心撕裂,終于再次吃藥自殺。好在這次吃了20多粒眠爾通,不夠致死量,睡了兩天又慢慢醒來。

    媽媽感到風險日益逼近,周邊一張無形的網正在收口。

    媽媽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林洙嫁了梁思成,她的右派前夫程應銓也是與母親熟悉的建筑系教授。他跳清華游泳池自殺,被我和胡曉明、陳沖發現。當我告訴媽媽我們拉出一條卷曲僵硬的尸體時,她臉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抖起來,面孔都變了形。

    我同班同學陳虎的爸爸陳南平,是教授兼系里的小領導,說話頂撞了造反派,被拉到16公寓的高坡上對著自己家的窗戶跪下,幾個年輕人用鞭子和皮帶輪流狠抽。陳教授忍著疼不叫喚,白背心被打成血染的碎片,眼看肉翻了出來。陳虎跑出家門,和我一起藏在樓前不遠的玉米地里,面色慘白。我們聽見皮帶打在身上清脆的響聲開始導出一聲聲慘叫,接著變為干嚎,聲音終于漸次低下去。

    鄰居金希武教授有一把蒙古牧羊刀,是兒子金笠明“文革”前去內蒙古參加體育比賽組織上贈送的紀念品,金教授怕哪天被抄家的搜出來說不清楚,夜里帶著小鐵锨準備埋進圓明園的野地里。沒想到坑沒挖好被紅衛兵巡夜抓個正著,連推帶打被押回17公寓,哀嚎聲和棍棒打在身上的啪啪聲使深夜的空氣跟著顫抖。

    一天,兩輛神秘的吉普車在深夜突然出現在我家門洞前,大燈掃醒驚恐不安的居者。從窗子里看出去,七八個神秘人從對門家里搬出一些文件物品,押走了與我們每天見面的老鄰居。女的是留美歸國的物理系教授,人稱中國“居里夫人”的王明貞,男的叫俞啟忠,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早上一開門,對門門框四周蓋著紅印的封條撲面而來,兩位鄰居好友突然人間蒸發,再無音信。不久有人傳出話,說他們是臺灣國防部長俞大維的親戚,是暗藏很深的國民黨特務。

    公寓樓周邊接二連三出事,父母在驚恐中度日如年。

    史鐵生后來依據***一段素材寫了《法學教授及其夫人》

    媽媽直覺靈敏,知道不能在家里等著出事,需要采取主動。可這時候媽媽臉上的肌肉出了大毛病,心里稍微緊張臉上的肉就跳動抽搐,抽得厲害時眼睛都睜不開。她說,什么也顧不上了,現在最重要的是緊跟形勢。


    媽媽經常去看大字報,積極參與“文革”活動。出門見了熟人,第一句話就問現在形勢怎么樣?去100米外的公寓食堂買飯,一個鐘頭也回不來,她和見到的熟人輪流討論革命形勢。高度恐懼與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她產生了嚴重的神經質癥狀。

    媽媽決定投身造反革命組織,參加清華教工組織“紅教聯”,充當蒯大富井岡山兵團的外圍組織。她回家興奮地告訴我,現在保衛蒯大富就是保衛毛主席。沒想到,不久“紅教聯”倒臺散伙,媽媽被判為反動組織的骨干分子,與陶德堅一起受到批判整肅,性質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全看是否能深刻認罪。媽媽每天日夜寫檢查交代材料,寫了撕,撕了寫。我也幫著出主意,想詞兒。我們商量出的原則是:客觀上犯嚴重錯誤對人民有罪,主觀上無限熱愛毛主席。可是多次上臺認罪檢查不過關,眼看媽媽頭上生出縷縷白發,一下子衰老了許多。最后,在無限上綱式的深刻認罪檢查終于獲得通過、組織上決定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時,媽媽連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哭暈了過去。

    史鐵生后來據此素材寫了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法學教授及其夫人》,***名字叫做“之死”,隱喻契訶夫的著名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小說中描寫的小人物在恐懼中生生被嚇死。

    立謙掰下一小塊包子給豬吃,媽媽連忙檢查自己的不教之罪

    1969年爸爸報名去江西鯉魚州農場勞動改造,我和媽媽去北京站送行。爸爸認為這下可以脫離政治漩渦,離開清華這個是非之地,走向單純的體力勞動生活。隨后,媽媽和姐姐送我去延安插隊,立博和嫂子成榕已經分配在沈陽和鞍山。

    媽媽惦記每個子女,幾乎每天給兒女寫信、寄東西。有一次媽媽回北京由姐姐明慧安排在腫瘤醫院開刀切除大半個胃,出院后張羅著給大哥大嫂寄豬油當營養品。豬油只有一罐,到底寄到鞍山還是沈陽呢?成榕懷孕需要營養,立博勞動辛苦體力不足,心中糾結,最后讓我出主意,我說:“你寄給嫂子,信上寫立博、成榕兩個人的名字不就行了!”媽媽恍然大悟,連說“對對對,這樣兩個孩子都吃得上。”

    出乎父親所料,鯉魚州農場并不是世外桃源,爸爸被認定歷史反革命嫌疑,受到審查,逼供般的審問接踵而來。父親的年輕同事蔡陸耀在審訊室窗外燒開水,聽到屋內拍桌子聲和兇狠的叫罵聲: “頑固抵抗,拒不交代,死路一條!”爸爸近60歲年齡,沒有尊嚴還有老臉,委屈得號啕大哭,實在受不了這種迫害,當晚又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藥。在藥性發作前,爸爸想到***話,想到要為孩子堅持活下去,猛然起身推倒集體宿舍架子床前的小桌子,大喊:“我吃藥了!”隨即逐漸昏迷,被送到醫務室洗胃。

    媽媽這時帶著12歲的立謙就在附近連隊改造,與父親不在一個連隊不能見面。立謙幼小不懂事,吃飯時看著媽媽喂豬好玩兒,掰下一小塊包子給豬吃,被人看見向上告發。給豬吃包子當然是反動資產階級思想鐵證,階級斗爭新動向。全場大喇叭廣播批判,其他孩子見了立謙也奚落推搡欺負。媽媽連忙為他寫檢查,也檢查自己的不教之罪。那時,立謙的腎炎還在慢性期,媽媽長期為此焦慮,加上孩子也成為資產階級典型,雪上加霜。媽媽說立謙受了大刺激,現在頭腦發育還不完整。

    那次后來聞名全國的“土手術”之所以成功,背后是***神性護佑

    這期間我正在延安插隊。媽媽支持我當赤腳醫生,給我買藥買針灸針寄藥寄書,特別是把家里存留的布票給了我讓我買了兩丈多白布。我按照在醫院見習時看到的式樣畫給村里的婆姨,請她們照貓畫虎裁縫出了手術衣和開口手術布單。

孫立哲下鄉延安時的照片

    我1969年4月送史鐵生從鄉下回京治病,偷了家里一個70元存折,用母親印章取了錢到城里買了藥和一些二手醫療器械,準備帶到村里。媽媽和大表哥馬榮驤翻箱倒柜找存折,我假裝鎮定作壁上觀。媽媽去銀行報失查詢,看到取款單印鑒齊全,知道家中有內鬼。當時只有我一個人能拿到印鑒,媽媽高度懷疑是我干的。她問了我一句,我堅決否認,不了了之。

    我又指使媽媽偽裝成麻醉科醫生,到八面槽醫療器械商店買了6根硬膜外麻醉導管。媽媽按照我多次踩點后總結的經驗,對營業員說早上從通縣縣醫院出來走得急忘了帶介紹信,病人急需,介紹信下次再補。終于買了來,成為我日后在土窯洞里做大手術的重要用具。

    媽媽去鯉魚州下放后把我委托在姐姐家,明慧姐姐安排我在醫院見習兩次,大大開闊我的眼界,對我其后走過的赤腳醫生道路起到關鍵作用。媽媽去江西鯉魚州干校前把家里的全部存款200多元都留給姐姐,被我以各種同學聚餐生日禮品等名目要了出來,在城里舊貨寄賣部買了醫療器械,裝備關家莊醫療站。姐姐姐夫聯名寫信給媽媽,說弟弟太能花錢,數百元眼看用罄。媽媽回信說,這孩子在陜北太苦,讓他花吧。媽媽和姐姐對我以及關家莊醫療站的成長起到關鍵作用。

孫立哲下鄉延安當赤腳醫生在窯洞里給農民動手術

    我村黨支書高鳳劉的婆姨急性胃穿孔,病情危重必須馬上手術治療。駐隊領導警告我不可妄為,出了醫療事故會進監獄。幾個月前,高鳳劉的親弟弟因急性腸梗阻翻山越嶺抬往醫院死在路上,前車不遠,這次他堅決要求我就地治療,治不好死了認命。受到鄉親以命相許的信任與交托,我決定背水一戰,就地開刀救人。

    媽媽給我置辦的種種器械和手術衣等物品都派上了用場。手術前重重困難也逐一克服:沒有手術室,隊里的公窯洞騰了出來;沒有手術臺,有村里木匠白寶生的木板床;沒有高壓消毒鍋,老鄉砌出一個大灶支起紅白喜事的大蒸籠,鐵匠薛生華抬來村里唯一的風箱;沒有麻醉師,同村女知青馮鑲自告奮勇量血壓脈搏報告各種生命指征;沒有無影燈,赤腳醫生雙手打起手電筒……

    手術中并不順利甚至險象環生:首先,硬膜外麻醉失敗,臨時改為腰麻。木板床不能調節體位。麻醉平面過高抑制了呼吸,還沒有開刀就發生呼吸困難。調好麻醉體位打開肚子之后,一大堆腸子帶著食物殘渣爭先恐后冒了出來,堵住刀口;慢慢塞回去把胃穿孔縫好以后麻醉又已經失效,腹肌緊張把刀口扯開縫都縫不上……手術后又接著闖過腸麻痹和腹腔感染兩關,最終,一個年輕的生命得以挽救。我事后一直在想,我們對這一連串困難遇河有橋,見山讓路,沒有一萬都是萬一,居然沒有出現偏差,除了知青伙伴和百姓的鼎力支持,背后必有高人加持,也許是媽媽不求回報的神性愛愿和對我的養育化作真誠的祈禱。

    “立哲上了人民日報,你還不知道?!”由此可知她心里高興的程度

    這以后,關家莊的醫療活動一發不可收拾。我被選入延安知青赴京匯報團,1971年底回北京擔任主講成員。

    匯報團到京當晚,人民日報記者拿著即將發表的特別報道文章清樣給我看,告訴我“后天見報”。到了家看見剛剛從江西回來繼續接受審查的爸爸,我的第一句話是“后天見報!”

孫立哲在給農民看病

    兩天以后,爸爸一大早就到郵局買了《人民日報》,果然看到大標題:《一個活躍在延安山區的赤腳醫生》,兒子的名字赫然在報上出現,只是名字的喆字變成了哲字。他和媽媽關在屋里反復看,一邊看一邊互相說,這可是黨報啊,這可是中央的聲音啊!

    出門以后,清華園許多人都知道了報上的消息,態度眼神話語明顯轉變。電機系和清華政工組不約而同停止了對父親的審查。也許善有善報,否極泰來,媽媽支持兒子為貧苦農民看病,無意之中改變了爸媽的政治境遇。后來延安地委還請父親作為知青家長代表去訪問。村里老鄉們排了長龍隊請爸爸到家里吃飯。回來媽媽問爸爸見了兒子說了什么話。爸爸說,別提了,一天吃二十幾頓飯,根本見不到兒子,晚上不知他什么時候回來,早上醒來他已經走了。

    1975年父親(左一)到延安看望孫立哲(左二)

    媽媽簡直喜不勝收,無法掩飾。清華園發小張克澄回憶,在路上碰見媽媽,問:立哲現在怎么樣?媽媽退了一步,好像見到外星人。她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張克澄啊,你關不關心國家大事?看不看報啊?立哲上了人民日報,這可是黨報,全中國都知道了,世界好多人都知道了,你還不知道?!話說得實在夸張,但她心里高興的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好景不長,1976年我從唐山抗震救災回到陜北,1977年突然患了亞急性肝壞死,全身黃成金絲猴,險些喪命。住了一年多醫院,又被當作“四人幫爪牙”、“震派人物”拉回延安接受批判,同時勞改。


1980年代,史鐵生和孫立哲

    母親從1977年開始為我治病天天來醫院送吃的,找醫生找藥。后來又每天去史鐵生家“上班”,與鐵生、北玲、王立德、柳青等人策劃上訪營救。終于在1979年把我從延安救回北京,其中日夜揪心操勞,絕非筆墨可以形容。

    艱苦創業中有***支持,簡直沒有辦不成的事,必是母親的善行感動上天

    1982年到了美國,我們沒有錢,還要養孩子。媽媽照看兒子聲聲,說用一次性尿布太貴,還是洗尿布吧。這期間媽媽最大的享受是周末去舊貨市場和家庭雜品攤yard sale,garage sale找便宜舊貨。看到一件衣服,就念叨著國內親人的名字,這件五姨能穿,這件淑媛合適,這件給炳香,這大衣厚實,東北親戚穿了暖和。媽媽惦記親人,為他人著想已經成了生命的習慣。

右起:柏曉利、張少龍、史鐵生、孫立哲母親、孫立哲、孫捷聲、孫婕妮。(美國,1997年)

    那時美國家里來了許多親友,生活困難,大家到處打工。我們在美國包餃子賣錢養家。手工太慢需要餃子機,媽媽通過趙德本叔叔在第一機床廠定做餃子機,又辦理各種復雜的海關手續發運到美國。我們翻譯需要買鉛字打字機,媽媽到處找人買到了運到美國,又在國內買到了巨大沉重的光學照排機發運到美國。

    美國的艱苦創業中有***支持,簡直沒有辦不成的事情。這些事回憶起來匪夷所思,必是母親的善行感動上天,神佛在天保佑。不過,爸爸和媽媽在美國沒有享到什么福氣,一直陪著我們工作奮斗,爸爸翻譯校對,媽媽帶孩子,他們做出的犧牲舉一漏萬,不可勝數。

2014年母親與侄女在芝加哥   


    親愛的媽媽,你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單憑一份善良活出了人生精彩,我們都為你驕傲。你為世間留下了真情,無數人都思念你。許多朋友和東北的親戚們都來清華為你守靈,甚至我在陜北插隊村子里的鄉親晚輩都專程來北京給你行禮。清華的朋友來信,說你是清華園里的奇人。你的兒女子孫心中留著你的精神,都努力上進。你的親戚朋友受到你的鼓勵和幫助,把你的音容笑貌和博愛心腸收藏在永遠的記憶中。我們心里相信你已經走向通天之路,奔向人生永恒。

    媽媽,你的愛心永在。你沒有走遠,你的消息一直伴隨著我們。我們永遠思念你!

    法學教授及其夫人
    作者:史鐵生

孫立哲92 歲母親馬春浦手捧史鐵生送的新作,她是史鐵生小說〈法學教授及其夫人〉中教授夫人的原型。


    “之死”在這里是一個專用詞,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陳謎的外號,前者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連他們的獨生子也這樣叫。兩位老人也不免為之尷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這樣叫,而且叫起來也并無惡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臉上的表情總是很認真。他覺得自己一輩子不曾欺騙過任何人。他常說,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維護真理、申張正義的本質來講,是最光明正大的事業,從事這一事業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點點欺騙行為。

    陳謎個子小而且不胖,一張孩子般小而圓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看上去很善良。她認為自己一輩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騙過。她常想。不欺騙人固然很好,但如果總覺著自己被人欺騙了,豈不把別人想得太壞?豈不也等于欺騙人?

    曾有過一位朋友,向這兩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錢,不知是因為遺忘還是有意,竟一直沒還。解教授皺皺眉毛,說:“這不好,三十元錢我們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騙……不好。”陳謎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駁:“倘若人家有錢,人家就會還;人家不來還,就說明人家實在是有困難。你怎么能這樣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慚愧。這以后,兩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門了,因為怕人家以為是來討帳,那樣豈不既有被騙之嫌,又有騙人之嫌么?這是他們的獨生子當笑話向別人講的。

    這樣兩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這樣一個不好聽的外號呢?據說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來的。

    在一個有風的下午,兩位老人去參加一個斗爭“走資派”的大會。原來的學校黨委書記彎著腰在臺上站了六個多小時,頭上還流著血,血還把白頭發染紅了。陳謎看著看著,忍不住哭出了眼淚。散會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對她說:“要是心里難受,就回家哭,在會場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陳謎頓時驚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著,嘴里說道:“哎呀哎呀,嘖嘖嘖……”仿佛徹悟了世間的一切。

    待她總算走回家,把這事告訴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象作了賊似的看著妻子,半晌才說:“這,這可是明目張膽地同情……”兩位老人晚飯沒吃,覺也不睡,背著獨生子,商量該如何澄清一下“事實”。

    “你不能說你是想起了別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騙嗎?再說,那樣人家會說你是不認真參加政治……你看我是不是說沙子迷了眼?”

    “那也沒人信,沙子怎么會一下子迷了兩只眼,你不是兩只眼睛都流了淚嗎?……我看你可以說你有‘見風流淚’的毛病。”

    “對對對!我年輕時還真有過‘見風流淚’的毛病,不過現在好了,不過這也就不算欺騙了。”

   “你還得強調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確實是……”

   “對對對……”

   半夜,陳謎去敲了臨時革委會主任的家門,對主任說,她年輕時就留下了“見風流淚”的毛病。本來她還想說,在斗爭會上她根本不是哭,但靈機一動想到,那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就沒說。主任莫名其妙了,以為陳謎年輕時留下的大約是“夢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還總是這么緊拉著我?”陳謎對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說。兩位老人都心驚肉跳了。

   天還沒亮,陳謎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門前。一個多小時以后,她對第一個來開門的造反派說,她年輕時留下的“見風流淚”病到今天確實還不見輕。那個造反派戴個黑邊眼鏡,仔細看了著陳謎因徹夜未眠而發紅的眼,認為她定是走錯了地方。因為校醫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邊,他把她指引到校醫院的眼科門診室去了。

   “莫非真要讓我檢查眼睛?”她想著,在眼科門診室前戰戰兢兢地徘徊,漸漸她感到半身麻木,頭暈目眩,直到摔倒在地為止。

   就這樣,陳謎得了腦血栓,偏癱了。看過契訶夫的小說《一個官員之死》的好心人,便給解教授夫婦取下了“之死”這樣一個不好聽的外號,并且不懷惡意地叫他們。陳謎聽了感到尷尬,但卻也感到幸運:沒有追究她眼科檢查的結果。從此以后,她處處謹慎小心。強令自己的感情緊跟形勢,再沒犯錯誤。解教授也為此事感到難堪。從那時起,他覺得在他與別人之間,別人與別人之間,甚至自己與自己之間,欺騙出現了。

   一個不曾欺騙過任何人,一個不曾被任何人欺騙過,兩位老人和諧地度過了幾十年,活到了六十歲,活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這真正是個風雷激、云水怒的時代,一切都要變。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著看著報紙便罵出聲來:“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組的讀報會上,卻一言不發。他豈不是變了?變得欺騙了?有時,解教授的老朋友來家聊天,或是獨生子的同學來家談事。陳謎——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轉了——總是不厭其煩地說:“小點聲,小點聲,無論說什么都要小點聲。”然后,她就戰戰兢兢地走上涼臺,戰戰兢兢地四下張望。雖然四周什么事也沒發生,但她戰戰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許是半身不遂的后遺癥。陳謎豈不是變了?變得多心了?獨生子也變了,他有什么事都瞞著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誠實。就是兩位老人之間和諧的關系也變了,變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說:“民族將亡,我還有什么可活!”陳謎央告:“你就小點聲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氣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陳謎便在床邊愣愣地坐下,嘆一口氣,覺得世間的一切總不能徹悟。

    一切都要變。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個巨變降臨在解教授家:獨生子——他們一向認為還是個孩子的獨生子,在***事件中被抓進了監獄。解教授捶胸頓足地發怒,陳謎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著桌子喊:“悼念周總理何罪之有?”   

    陳謎哆哆嗦嗦地關上窗戶說:“哎呀哎呀,嘖嘖嘖……你就小點聲吧!”

    解教授氣憤地來回踱步:“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有集會、游行的自由!這樣抓人是違法的!”

   陳謎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嘖嘖嘖……可言論自由、集會和游行的自由只給人民,不給敵人呀,你不是也這么說嘛。”

   解教授一愣,馬上說:“我們的兒子不是人民嗎?”

    “可自從他在***自由言論了之后、自由集會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認他是人民了,還給不給他言論的自由、集會和游行的……也就難說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這孩子真不聽話!用自由的言論把言論的自由給弄丟了,要不自由言論,本來他可以永遠言論自由,也就還是人民。可這自由言論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說人家這還違法嗎?”陳謎巴望丈夫給她一個滿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著妻子,默默地聽著角落里的啜泣聲。許久,許久,他一動不動。

    陳謎害怕了,叫一聲:“解……”

    “謎,”解教授慢慢地說,“我教了一輩子法律,卻一直沒發現這個毛病。這毛病,就出在——什么樣的人是人民,什么樣的人是敵人,沒有一個嚴謹的法律標準,而是由那些凌駕于法律之上,逍遙于法律之外的人說了算,法律在這兒成了裝飾……給瞎子戴一副眼鏡,給啞巴的嘴上吊一個擴音器,卻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說的嘴巴縫上……”

    “你,住口!”陳謎騰地站起來,驚叫道,“你瘋啦?兒子還沒出來,你也想進去嗎?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嚴肅地說:“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鎮壓嚇出毛病來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負疚的目光看著妻子:“你被欺騙了,真的,欺騙你的,也有我。”

    陳謎不說話了,她想:“再說下去,不知老頭子會說出什么來,反正說什么也沒用了,兒子畢竟是坐了牢,老頭子要是再……”她戰戰兢兢地走上涼臺,戰戰兢兢地四下張望。她那小而圓的臉上布滿了恐懼的皺紋,因為她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穿紅衣服的人,那人要是聽見老頭子剛才說的話可怎么辦?……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頭于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參考書之中了,他開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陳謎埋怨他不關心兒子,他說:“這不是兒子一個人的事。”

    這之后的若干天內,陳謎都是在戰戰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過的。她白天想兒子,夜里就夢見兒子,眼邊的皺紋沒有了,代之以一片發亮的紅色。



    有一天她夢見兒子被打斷了腿,哭著喊媽媽。第二天,她決心寫一封信說明兒子的情況。寫什么呢?寫兒子只是悼念周總理,并沒干別的?不行,這豈不又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寫兒子并沒燒汽車,只是在一邊看著?也不行,看著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寫兒子不懂事?‘還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張江姚?……再不,只寫兒子身體不好,請別打得那么厲害?更不行,這豈不又成了明目張膽地同情?唉,可怎么寫呢?再說,寫給誰呢?寫給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寫給黨中央?也不行,王張江姚正得勢哪。寫給市委?唉,***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寫給法院!告那群壞蛋!但她的目光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離婚,政治案件只有剛才想過的那幾個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辦呢?陳謎戰戰兢兢地走上涼臺,望著藍色的天空,她仿佛聽見棍棒打在骨頭上的聲音,不由說道:“老天爺保佑吧!”待她說出這句話時,不由渾身一抖,心想:“這樣的話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說出了口?要是讓別人聽了去,會說我是宣傳迷信的,會說我是妄圖復辟封建……”她急忙翹首四望,不遠處又是那個穿紅衣服的人。陳謎小而圓的臉上出現了死人般的皺紋。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說:“哎呀哎呀,我剛才又說了一句錯話,辦了一件錯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聽去,報,報告了。”一陣半身麻木頭暈目眩,她的腦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陳謎病倒了,住在醫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時候,她也沒呼喚過兒子,因為在她的大腦里銘刻著一個邏輯:真心話絕不可在家門以外的地方說。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時候,她也總覺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來檢查她的“見風流淚”,新帳老帳要一起算了。無論解教授怎樣安慰她,怎樣向她解釋,她都是將信將疑。

   一切都在變,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經變了。十月九日晚上,當解教授激動、興奮地來到醫院里,把那個好消息——“四人幫”被逮捕了——小聲告訴陳謎的時候,她驚嚇得趕緊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護士向她證實了這一消息的時候,“她才把手從解教授的嘴上拿開,急切地要聽下文。

    陳謎已經有十幾年沒撲在丈夫懷里哭了,如今這老夫妻又重溫了一次年輕的夢。她盡情地哭著,時而又象孩子那樣擦著眼淚微笑。

    陳謎抽抽搭搭地說:“哎呀,這回可有辦法了,有辦法了,兒子出來時我也出院。穿紅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緊捏著妻子的手,說:“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寫一篇論文,題目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陳謎又有些驚慌:“你可先別,先別瞎寫什么哪,再看看……等兒子出來,就挺好的了,可別再……”

    解教授聽了,沉吟了許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說了一句:“謎,我這輩子對不起你,不過我也是剛剛……我們有個好兒子。”

    過了幾天,陳謎的身體好多了,在一個有風的下午,她出來走走。風不知從哪里吹來了一句話,吹進了她的耳朵。她頓時驚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著,嘴里說著:“哎呀哎呀,嘖嘖嘖……”仿佛又一次徹悟了世間的一切。陳謎戰戰兢兢地溜出醫院,戰戰兢兢地溜回家來。

   “你怎么啦?”解教授趕緊扶住歪歪斜斜撲進家門的陳謎。

    她哆哆嗦嗦地關上窗戶,抽抽搭搭地說:“兒子恐怕還不是人民,我聽人說了,在”四人幫“沒打倒之前,兒子就自由言論……唉!‘四人幫’沒打倒之前,自由言論之后……恐怕兒子還是‘反革命’。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說出了這兩個字,而且是異常氣憤地,而且是對著他的“之死夫人”。

    陳謎卻充耳不聞,急著說她的:“你可別寫什么了,把寫的燒了吧……”她沖到桌前,抓起寫滿字跡的稿紙,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爺”三個字。

    解教授讓她回憶一下《國際歌》于是輕輕地唱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說:“也不靠老天爺。”

    陳謎“啊!”地驚叫一聲,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時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老天爺!”她喃喃地說,目光最后一閃,又象是希望著什么。

    “之死夫人”帶著她那膽小而混沌的靈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捍衛誠實,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捍衛真理。

    死去的妻和獄中的兒,消滅的妖和還魂的鬼……怎樣才能保證這一切不重演呢?——諸位看官,解教授為陳謎送葬的時候,想的就是這些。

( 一九七八年十月 史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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