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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

發布日期:2018年04月14日   發稿人:admin   作者:孫立哲    來源:本站原創    閱讀:次   字體   保護視力色:       

編者按

《學習時報》2018年3月16日至4月6日連續刊載了《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系列文章。文章分為四部分,作者為黑蔭貴。黑蔭貴是《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的受訪者,1969年1月與習近平同一批到陜西省延川縣插隊,分配在關莊公社關莊大隊。1973年抽調為拓家川公社團委書記,后供職于陜西渭南供電局,1989年調回北京工作,2008年退休。

本系列文章的回憶對象是申昜。在習近平知青時期,針對習近平申請入黨,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申昜曾安排縣委組織部長親自到梁家河考察習近平的現實表現,在縣委會議上集體決定習近平入黨不受家庭影響,重在個人表現;具體入黨手續由大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履行。


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一)

申昜同北京知青勞動休息時在地頭談心

申昜同北京知青一起勞動

    有一片凈土不時地呼喚你,那是山村的月光,大山間的白云,淳樸鮮活的口語,靜候時光的變遷,聽聞山水之聲,雞犬之鳴。——在延川關莊陜北黃土高原的一個小村落,竟是給我青春時代留下難忘記憶的地方。

    近五年,我退休后,常來常往于延川,就是因為對這第二故鄉的記憶,讓我總想找回些什么,探究些什么,更想追回那段時光中的,讓你生命變得纖細而精微,遼闊而豐盈的印記。可是有個人,卻永遠找不回來,他在歷史的那一刻,用他固有的時代把握,把一代人的命運與貧困聯系在一起,讓他們在歷史的征程中,煥發了時代的力量。我想申昜書記當年的作為就是應該體現在人們的追憶中,延川欠他一個證明。


初識申書記

    1969年1月,一群北京知識青年,從大城市激蕩的紅色風暴中走來,一下子看到了曾經以革命圣地著稱的陜北,一個仍然貧困、荒涼甚至原始的高原,時空的巨大轉換,使我們這群不到20歲的革命青年感到沉重、不安,甚至產生了困惑和疑慮。偌大的中國卻仍有著偌大的貧困,中國革命的幾十年間,這樣一個紅色的陜北圣地卻依然沒有擺脫貧困而實現革命初衷的理想。天大地大的荒涼,天大地大的無助,我們心中的熱血一下子就冰涼而凝固了,這恐怕是初到時最強烈的反應,當然我們是在熱烈而真誠的歡迎中,在鑼鼓秧歌的氣氛下,在熱情安置中到達的。可是大雪封山的幾日后,靜下來面對生活的時候,在所見所聞的那些無法相信的窮困生活就在眼前時,我們這些熱血青年,怎能用一個“傻眼”就能夠表明那時的全部呢?這就是歷史的功能,它告訴你現實的真實。

我們的關莊村是一個200多戶人家的大村,又是關莊公社所在地。鄉親們住在那遍布山間的土窯洞里,他們憂愁每天的生活如何維持,干每天那些干不完的事,靜心于山村,忙活于生計。

    由于大雪又是春節前夕,農活也就無從安排進行。男人們手中拿著一個木質的線軸,手中捧著一團羊毛,用他們那粗糙的手捻毛線,有的用粗車條做鋼針織毛襪,這一風景在陜北是極具特色的。女人們則是忙著家務,用僅有的好吃食,準備著過年的東西。在公社院墻和牲口柵、供銷社的夾道間的一片空地上,迎著初升的太陽,借著那陽光,就是村民們一個聚齊和拉家常的場所。社會的、各村的所有事情就是從這里傳播出去。當然談論北京知青成了他們最主要的話題。

    他們不曾見過這么多大城市來的人,不曾想象出北京城里的孩子們會是怎樣的,看我們的穿戴,他們感到那么的羨慕,那么的想走向前摸摸翻翻弄明白個究竟。看我們的手和臉,羨慕我們皮膚那么細那么白,竟擔心怎能在這兒受得下苦;聽我們說話覺得那么快,那么甜,好生羨慕,好想能聽明白。但我們為什么來?能在這兒待下去嗎?他們始終也弄不明白,他們好奇地到我們住的窯洞中,看我們怎么住,怎么生火,怎么做飯,看我們看書,聽我們帶去的收音機,總想弄個明白,城里人的生活。更有人幫我們生火教我們做飯,為我們送柴火,送來一切的關照。巨大的差別就是他們目光中所傳遞的,所追求的,所不可思的。然而就在日后的交往中,我們與他們在面對貧困中走到一起,相互的了解把我們與他們密切了起來,我們的改變也就遵從了他們。

    關莊大隊養著一匹灰白花的馬,這也是十里八鄉少有的公馬,每次配種都會在人們聚齊的地方上演,這樣的場面會驚動許多人,也是農村最熱鬧最有氣氛的場面,也是一片生機,一種生活的畫面。

    然而這匹大馬卻病了,瘦了、老了,大隊曹書記叫上我一同去縣城給馬治病。我們走了70里路才到了縣城,在一個馬車店住下來,趕緊找獸醫。我們牽著馬走在縣城的大路上,迎面走來了一位干部,他身材高大,披著一件軍大衣,頭上戴著一頂呢子帽,尖尖的鼻梁,瘦瘦的帶有棱角的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英雄兒女》中王芳的父親——那位軍人老首長。他快步迎上來,張開大手,那么關切地與曹書記拉著話,又上前拍拍馬,問起我們來縣城的事由,忙說,“不怕我來解決,可別著急”。一切顯得那么親切,那么熟悉和關切。這就是申書記——延川的一把手,他一再說晚上讓我們到他那兒吃飯。

    走進縣城十字路口旁的一個大院,申書記的家就在那南面的一孔石窯里,一進窯就看見在窯旁的一鋪土炕,我們被招呼著脫鞋坐在炕上,上面已經擺了一個漆盤,里面有酸菜、芝麻鹽、辣椒面,三雙筷子也擺好了,這時申書記回到窯里陪我們坐在炕上,熱氣騰騰的雜面就端了上來,申書記說,“吃,吃,吃了再說”。這時我才觀察到申書記的家,也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人家,一切都那么簡陋那么簡單,除了窯前的一個不大的書桌和一個書柜外,可以說什么都沒有。當他問起馬治得如何時,曹書記卻淚流滿面,這時我才知道那馬死了,老曹竟沒有讓我知道。申書記也落下了淚,一陣沉寂后,申書記說:“你們明天先回去,我來處理后事,馬沒了這么大損失,縣上一定會幫助你們,牲畜會有靈性的,他懂得你們的感情,它會感謝你們為它做的一切”。簡短的安慰,說出了靈性,這是我從來沒有的感觸,一個縣委書記,他用自己的那份情感搭建起了人與牲畜之間友誼和情分的橋梁,這是怎樣的一份關懷啊。申書記問起我,這也是他知道黑蔭貴的第一次,于是我們也就有了聯系,也開始了他對我的關懷。臨出門申書記語重心長地說:“老曹啊,北京知識青年到老區來插隊落戶,需要我們的多方照應,他們是有知識有抱負的一代,也是我們延川的幸事和責任,咱們得把他們安排好。”是啊,就是他們這一代人,在北京知青面前牽掛著多少情懷,心中有著一種使命的擔當。直至今天你去陜北一旦有人聽到地道的北京話,再看一眼年齡,一定會上前來問“你是當年的知識青年吧”,或說“你是北京知青吧”。在延安人民的記憶中知識青年成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知識青年在他們的認知中,“知識”兩字、“北京”兩字包含了那一份珍惜、那一份情誼、那一份無法割舍的歲月記憶。


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二)


申昜(一)與北京知青、赤腳醫生孫立哲(右二)等交談

申書記來醫院病房看我


    在陜北插隊的日子里,勞動是苦的,而且每天都是苦,也就是老百姓口口聲聲說的“苦重”。送糞是開春的第一苦活,一天要走十幾趟,一趟要走幾里或上十里山路。沿著別人踩下的小路一步一步踏實走,如果繞山走更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深溝,你再擔上五六十斤上百斤的土糞絕對是毅力和體力的挑戰,咬牙忍痛才能擔起擔子。只有把準備的糞肥送到那無盡的山、無盡的地里,才有希望收獲耕種帶來的吃食。

    耕種更是讓人難以想象的勞苦,牛拉犁,早上在山的底坡,收工時才耕至坡頂。翻開的土有那么多土疙瘩要靠人追著打碎。兩頓飯全在山上吃,要靠社員收集各家的飯送上來,當年我們吃著玉米面做的饃兒時,鄉親們手里卻還是黑糊的糠餅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種子靠人跟著牛屁股點下去,再有人隨后用手抓糞蓋上,始終是原始的耕作,但大面積地種下希望。光腳赤膊播撒一天的辛勞,日落西山,人們又背上耕歇時砍下的大捆柴,走在牛群的后面歸家,可是牛兒已不再是耕作時的那個慢勁兒——叫人吆喝、鞭子上身的擰勁兒,它們以最快的速度爭搶著跑下山去,奔向小溪狂飲起來,只有此時它們才獲得自由、掙得一絲喘息,但是還有太多的山地需要它們用勞苦換得收成。

    鋤草在我的記憶中就是土地上沒完沒了的活計,只有到收成時,鋤草的活兒才能罷手。幾百畝的地要全面地過一遍鋤,這是可想而知的勞作,無法消除的苦作。

    收麥子了,那麥稈才一尺多長,攏不到手里,穗芒不斷地扎手,但還是要將它們垛起來捆起來,扎到兩頭尖的扁擔上,這是需要些技巧的。擔起麥捆沿山路走,要一肩到山下,沒有換肩的空間。收黑豆,早晨有露水時,用手摳豆子很傷手,豆莢很硬刺人。背玉米更是要把整個背都壓在下面,玉米靠一根大繩摟在胸前,人一直面朝地晃著背回家。

  這就是勞動,就是苦重的活兒。回到場院里,打麥、打豆子、剝玉米靠的是一種集體合力,有時還要伴著雨天的襲擊進行。總之,陜北的勞動就是一場一場的肉搏,一次一次軀體的原始搏斗,要忍饑受餓,拋棄所有的幻想。有人說是“受苦人”的名字沒起好,起個“享福人”就好了。是受苦人就要能受,他們告訴我“能住下來生下來就能受下苦了”。跟著他們一起受,有許多的習慣也變了,“受”讓人連干完活洗洗的習慣也變沒了。可是在老百姓的眼中,他們會認定你是能“受苦”的好后生。但是我們畢竟身體素質差一些,剛到十個月,我的身上因跳蚤咬虱子吃,皮膚上的疙瘩被撓破感染了,屁股上起了一個大膿包,已經像蒸熟了的大包子,身體稍稍一動就揪心的疼,低燒不止。隊里派了個小驢車送我去縣醫院,在崎嶇的小路上,我趴在車上,每一次顛簸就是一次劇烈的疼痛。驢車走了七十里路,我終于痛聲地哭了,叫喊了,感覺自己好像難逃苦難了。

  到了縣醫院急診室,大夫說化膿太嚴重了,這碗大的膿瘤必須手術。在手術室打了麻藥一刀下去,膿和血一起流出,蒼蠅在我身邊飛舞。大夫又用紅汞水漫過的紗布填塞進去,因為周圍皮膚已爛到無法縫針,只能這樣處理,讓紗布慢慢吸取,刀口自然長合。打了兩組40萬的青鏈霉素,平趴著送進病房。大夫說每日打針消炎,兩天換一次紗布,趴上七天就可以了。沒想到當晚,就有人高聲叫著我名字走進病房,“申書記來了”,病友們齊聲說。書記帶來些蘋果和茶雞蛋,親切地走到我的床前說:“你個后生別這么受苦,營生營生,營營生生,可要愛惜自己。”他又叮囑大夫一定精心治療,花費縣上給解決。忙于工作的他竟親自到醫院來看我,我竟想不出他是怎么知道我手術住院的。



又逢書記教導


        插隊兩年我入了黨,當上了生產隊長,名聲也在鄉里傳開了,受下了陜北勞動的苦,熟悉了這里的所有生活,贏得了百姓的信任。高考制度恢復后,我被大隊推薦作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參加了文化考試,北京化工學院負責錄取的老師在縣上對我進行了面試,并通知我等錄取書。

  全村的鄉親們聽說我要去上大學了,紛紛安排我到家里吃飯,短短二十幾天,我每日兩頓飯都被鄉親們請去,感覺自己好像成了他們的貴客。我是他們看著成長起來的,我能被推薦出去上大學,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榮耀。在他們心目中,上學學知識是世世代代最推崇的事,我上大學就成了整個鄉村的大事,大榮耀。

  兩個月過去了,通知書卻沒有來,已經有人開始入學了。我按捺不住,去了縣里直接找申書記,書記叫來教育局的同志詢問,回到辦公室,他告訴我:“蔭貴,你的錄取在延安地區平衡時被去掉,可能是有別人換上去了,別著急,事事總會有變化的。”我說:“為什么?我想不通,我在村里家家吃了送行飯,我怎么回去說呀。”申書記看似無奈地告訴我說:“后生,錄不上也沒什么,咱們延川需要你,老百姓請吃也是舍不得你走。有點挫折是好事。”我送你回去,鄉親們一定高興呢。我沒有讓書記送,自己一人走上那七十里路,七八個小時的路程,我想我思,終于拋棄了上學事,轉念想著回村干好生產隊長。申書記的話已經在我的頭腦里種下了一片親情,一種愛戴。

  回村后我一如既往地干活,鄉親們誰也不提那事情,一切好像未發生,但上學前后發生的一切,卻讓我終生難忘,我由此感受到鄉親們那份樸實的情感和珍貴的信任。


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三)

申昜(右三)與知青在勞動休息時拉家常


與書記論短長

    在我們插隊的第三年,北京支邊干部來到了有北京知青的大隊。他們是總理安排來延安的,延安也成了全國唯一派干部管理的知青點兒。北京干部的到來,確實為知青在陜北插隊解決了建房和集體辦灶以及招工招生的大事,縣上對北京干部也是十分重用,有的成了縣常委,同時也讓他們參與全縣的農業和農村工作。

  那時整頓基層領導班子是全縣的重點任務,于是縣上抽調了大批干部、教師,又抽選了一批北京知青。北京干部大部分投入到工作隊中,我和北京干部茅雀鳴、郝健等分配到關家莊大隊進行整頓工作。

  關家莊大隊在離公社十里的上川,是一個有著上千口人的大村,是全省有名的大隊核算的生產大隊。村里山平地緩,可耕種土地是全公社最好的,又有條件優越的兩條大溝,自然條件好。可是多少年來,窮困使整個村子死氣沉沉,地不長糧、人心渙散,形成了有名的懶人村、爛桿隊。

  進村不久,我們工作隊覺得這個隊的問題就出在村的核算體制上,本來不大的隊,還分為四個小隊,一共200多勞力。所有的勞作和分配統一由大隊控制,可勞作又是分散在四個小隊,人們干起活來,都看著別的隊怎么干,比的是少干不干,生怕吃虧,而分配時是四隊均分,哪個隊收成好,干得好也是多分不了一升口糧。周圍的隊都是小隊核算,只有關家莊因為是省上樹起的樣板隊,沒有人敢變動大隊核算,全隊人一直為此事向上反映,都沒有結果,年復一年人們守著優越的條件,卻無法擺脫貧困,所以就只能混日子。

  為此事我們工作組內部也是爭論不休,我們北京來的三個人,就覺得應該化小核算單位,但當地的兩個干部卻堅持不能動,動靜太大難辦。好在當時有關農村工作的文件中也有了“適當化小核算單位”這樣的提法,于是我就寫信給有關領導,說明關家莊大隊應化小核算單位,改大隊核算為四個生產小隊核算的建議。

  可是沒有想到,這一建議立刻遭到了公社領導、縣上領導和有關部門的反對,有人說這是“拔紅旗”“是拆人民公社的臺”。縣上還專門派人來調查我和兩個北京干部,想知道這是誰指使的。

  申書記也來了,他專門把我叫到一處,劈頭就問:“到底有沒有上邊人指使”。此時的我一時著急,竟然說“有”。申書記嚴厲地說:“蔭貴咱們可別上了他人的當啊,這可是大是大非啊!”我說:“不管有沒有,您讓我全面匯報一下好嗎?”一段長達一個小時的匯報,申書記認認真真地在聽,從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思索,他對我匯報的內容有認可,可是從他沉重的臉上我仍看不到有改變的樣子。我說:“書記,適當劃小核算單位的提法,就是一個松口的辦法,關家莊大隊多少年因核算問題沒有了積極性,劃小了干活一定會不一樣的,這跟‘拔紅旗’根本是兩碼事。”申書記聽了反而態度更嚴肅了,他說:“不許改,你們要聽縣上的。我們回去研究,可千萬別在這兒犯錯誤,否則就是害了你,知道嘛。”申書記狠狠地指了我,轉身走了。

  借著要到縣上開會,我們偷偷告訴生產隊干部,你們分吧,拿個方案出來。等我們開會回來,關家莊已把隊分了,熱火朝天地干起來了。消息傳到縣上,申書記專門派人把我叫到縣上,在辦公室里,他對我說:“小黑呀,你膽子太大了,這事已經讓地委知道了,他們來電話叫我制止,你犯了大錯誤。”我當時也傻了,但仍堅持,嘴硬地說:“我沒錯,跟‘拔紅旗’無關”。此時申書記卻平靜下來,告訴我:你不要回關家莊了,到齊家疙瘩整隊去。我說:那拆隊的事情怎么辦,申書記說:我來處理。

  沒有幾日,當我到公社時,我才知道關家莊化小核算單位的事成了,無人表態,也無人追究,事情就無聲無息地過去了。后來申書記跟我說:“后生年輕啊,那事我們也是同意的,但又怕你受牽連,所以我就跟地區講,是我搞的試點,收放在縣委一句話。”關家莊躲過了一場政治風波,老書記處理問題的方式讓我敬佩,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何以保全就看智慧,申書記的智慧讓關家莊人得到了自己的權益,保全了基層干部。

申書記送我回關莊包隊

   與貧下中農結合的日子里,一個讓我們最最困惑的問題就是廣種薄收——缺肥少水,糧食產量低,人均每年只有不足200斤的口糧,但仍要承擔公購糧的繁重任務,大約公糧人均50斤,購糧人均80斤。這樣一年到頭的收成就是一場國家公糧的必保,人口糧半年的無法接濟,干部圍著征收轉,百姓圍著一家人吃喝愁。加上那些年陜北干旱,無霜期短,所以人們為種糧,為多產糧,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邊是必須完成的收購任務,一邊是無力的疲于應付,整個陜北已經出現了棄家討飯,人被餓死的情況。

  1973年周恩來總理陪同越南領導人來到延安,視察期間,總理目睹了老區人民的現實生活,他落了淚,說出了“對不起老區人民”的話,并召開了座談會,向陜北提出了中央一定幫助延安度過當前困難,作出了延安地區“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的指示。緊接著支援延安的解放軍送糧隊開來了,延川迎來了直升機送來的救濟糧,一時間整個陜北人心大振。

  那時我已成為延川正式干部,在拓家川公社當團委書記。當我在縣上聽傳達時,延川縣團委的焦玉海第一個站出來要求不要工資,返鄉包隊實現三變五翻,緊接著許多干部也提出申請。那時我想如果再回到關莊大隊,按照周總理指示大干一場,關莊村的面貌一定會改變。于是向申書記送去了申請書。申書記立即召開全縣干部大會,讓我在會上發言,講自己的想法,同時他在大會上說:“北京知青都站出來,我們延川人還能坐等嘛!”他號召所有干部都要下去,包一個隊,下死決心,實現周總理的囑托。會后,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叮囑去了一定不要心急,要從基本農田入手。又說不能放棄公職和工資。我給你保存下來,代職包隊。這樣才是最穩妥的方式。他送我回到原屬隊的關莊村,一路上,申書記指著沿路的山,不斷地說著他的想法。川要平,要有水澆;坡要整,要成梯田;肥要沃,要大搞土肥。他向公社的白書記交代,蔭貴在關莊村包隊,你們可要隨時關心,隨時配合,北京知青都這樣,咱們可要轉變呀!人家憑什么?!

  為修復從上川賀家莊到關莊的轱轆壩和沿路水渠,縣上給撥了水泥;為修整村對面坪的30畝坡地,縣上調來了8噸硝酸和部分雷管;為平整村前后坪的土地,縣農機站開來了大型拖拉機。于是一場大干就這樣開始了。旱坪變水澆地,坡地變梯田。那些日子我們拼命干,連臘月三十晚上也不休息,在凍土上干,多年不上山勞動的婆姨們也都參與了進來,學生娃娃放了學就跑到工地上來。不光關莊,村村戶戶突然間迸發出了無窮的力量。陜北人民又盼來了新的希望。

  申書記那時憑著北京支援的212吉普,上下川地跑,全身心地投入。全縣在申書記的下死決定的領導下,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當年就傳來畝產過500斤,人均產糧上千斤的喜訊。陜北終于擺脫了饑餓,吃上了凈糧。但是公購又加碼了,于是評產估產就變成了一個需要運用智慧的決策。那時候,只有一個辦法,一個縣兩本賬,在其他縣一起評定產量時,縣委縣革委要有自己的另一本賬,否則第二年就得吃返銷救濟糧。我真切地知道延川縣的領導們為了使百姓的收益可以增加,使國家的任務可以把控,承擔了一定的個人風險。


吐延晚黛 櫛風沐雨——憶陜西省延川縣老書記申昜(四)

申昜(右五)與知青在一起


申書記與辦沼氣

1974年初,《人民日報》對四川農村推廣沼氣進行了報道,引起了習近平的關注。他把想法告訴了當時在縣上的北京支延干部張之森,兩人不謀而合。于是向縣委匯報,申書記很重視,決定抽調3個公社(城關公社、文安驛公社、關莊公社)的6個同志去四川農村學習辦沼氣。當時我和習近平就在張之森的帶領下,跟著代表團到四川學習。1974年底,在四川省委的安排下,我們走了5個地區、17個縣,參觀學習,取得了許多辦沼氣的辦法經驗。從1975年3月開始,3個公社的3個試點分別開始了建沼氣池的試驗。經過不斷努力,終于讓第一口沼氣池產出了氣,點成了燈,做成了飯。申書記也來到現場觀看,并決定在縣里成立沼氣辦,統領全縣沼氣工作,并在兩個試點隊組辦沼氣培訓班。于是各公社的學員自帶口糧,奔赴關莊大隊、梁家河大隊,在四川來的技術員的指導下,力爭在3個月內實現兩村農戶80%建成沼氣池的任務。這樣,一場大辦沼氣的活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申書記也經常跑來幫助解決困難和問題,1975年7月,陜西省農村辦沼氣現場會在延川召開:“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沼氣池也能發電”“點燈、做飯、蓄肥”這樣的消息傳遍全省。延川縣集中骨干力量,試點培訓骨干,邊學邊干的一整套辦沼氣的經驗傳播到全省。

  在大辦沼氣的運動中,申書記以他的魅力和膽識,把一場影響農村面貌的工作推動起來,創造了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以點代面,以出民工培訓技術的方式,使一場辦沼氣的運動迅速推開。僅一年間,延川的沼氣池就全面鋪開,老百姓在家中用上了照明和做飯的沼氣能源。新事物,新體驗,新成果,為延川農民點亮了生活變化的信心。

讓人不能忘記的那些痕跡

  我的青春歲月,基本上都是在陜北農村度過的。從一個知青到農村干部,在農村摸爬滾打了10年光景。特別是三變五翻以來,延川的巨大變化更是讓我記憶猶新。申書記的奮發有為是延川產生巨大變化的核心力量。

  要知道那“長龍一號”谷子、雜交玉米、雜交高粱,川地密植就發生在那個年代。縣上組織農村技術人員去海南育種,把雜交種子帶回延川試驗推廣,才使得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

  要知道延川那幾年修了三座大型水庫,建了幾十個淤地壩,修通了通向各公社的道路,這是多少心血的結晶。

  要知道延川《山花》這朵奇葩,曾是當時全國文藝界多么耀眼的一支山花,培養出了一大批農村文藝青年。

  要知道赤腳醫生孫立哲的農村醫療站,在申書記的支持幫助下,創造了多少奇跡,挽救了多少貧下中農的生命。

  要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遙的成長和成就,有老書記在背后的推動。

  要知道北京知青中有多少人入黨、提干、當教師,以至成為典型的過程中,申書記不遺余力信任、關懷、培養,給知青創造一切條件。知青的成長離不開老書記的呵護和培養,是他讓知青投入到延川的建設事業中。他對知青的每一點成績都及時地給予表彰。可以說當年的延川,北京知青已是一支生力軍,在各條戰線上都有北京知青的影子。

  要知道我們延川的孩子,他們地道的北京話至今仍是一道風景。好學上進已在北京知青教師的影響下,傳到今天。

  要知道在那艱苦的年代,延川的文藝活動在北京知青的參與下,曾經風生水起。延川道情、延川秧歌,曾經在廣闊的黃土高原作為鼓舞人民的有力武器。

  要知道這些歷史的時代脈搏是在共振下發生的,是夢的承載,必是夢的見證。

  “物而默契神合,造化與心流相遇”,習近平的“功深唯志,業廣唯勤”對脫貧的鍥而不舍,路遙的“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和那“就盼那一片片綠,就盼那一縷縷泉”的吶喊,史鐵生對生死不過是一次遷徙的世界觀和《遙遠的清平灣》詩意、智慧、安詳的思考力量,都離不開延川這片神秘的土地。這里隱藏著一個秘密,隱藏著一個世界。我們的申書記就是在那段歲月中身體力行的人,從容、智慧讓人釋懷。黃土地捧出的顆顆黃土能嗅出國家記憶,它讓人的生命更有意義,特殊而有印記。延川的過去和未來一定會有它歷史的關照。而在這期間,我們當年的北京知青把無數的浪漫變成了自由的釋放,變成了自在的生活,也成就了那個人們宣稱的“知青文化”。我們參與并融入了陜北農村的變革,認識了農村真的現實,而注定讓這份農村情懷銘記心間。而申書記當年的精神飛揚,橫黛吐延河的歲月滄桑,更是歷史給予的最大關照,也是北京知青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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